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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9月5日,被告人孙庆凯经营的天津东远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远公司)与天津市河北区环金安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金安居公司)为开发天津市河北区京津公路142号天津自行车二厂地块经济适用房项目(以下简称自行车二厂项目)成立天津市河北区环金某建设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以下简称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营业场所位于天津市河北区胜利路405-411号A区102室C,被告人孙庆凯任负责人。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就开发自行车二厂项目,先后与天津住总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总公司)、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远大公司)、天津五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建公司)、天津市冠华伟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华伟业公司)、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昊公司)签订协议,骗取上述公司共计3150万元,截至案发前,尚有3019万元未归还。2010年4月至2014年9月间,被告人孙庆凯采取隐瞒真相的方法,先后骗取被害人张某1、张某2、李某1、刘某1、彭某共计7066240.45元。 一、被告人孙庆凯犯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事实 2014年5月29日,环金某公司与东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东某公司作为自行车二厂项目的投资方,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负责该项目的运营。2014年8月6日,环金安居公司与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鸽集团)、天津自行车二厂签订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约定环金某公司支付土地转让价款4824万元以获得自行车二厂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协议签订后,飞鸽集团多次催要土地转让款未果,并于2015年5月15日宣布解除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就开发自行车二厂项目先后与住总公司、湖北远大公司、五建公司、冠华伟业公司、宇昊公司等五家公司签订协议,骗取上述公司共计3150万元,截至案发前,尚有3019万元未归还。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2014年1月22日,被告人孙庆凯使用伪造的环金某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与住总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发包初步协议,约定将自行车二厂项目发包给住总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骗取住总公司“工程保证金”500万元,案发前已归还60万元。 2、2014年3月至4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与湖北远大公司签订工程发包初步协议及补充协议,将上述项目重复发包给湖北远大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多次骗取湖北远大公司“借款”共计300万元,案发前已归还71万元。 3、2014年7月3日,被告人孙庆凯使用伪造的环金某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与五建公司签订工程发包协议,将上述项目重复发包给五建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骗取五建公司“诚意金”2000万元。 4、2015年2月27日,被告人孙庆凯在飞鸽集团多次向其催收土地转让款均无力给付的情况下,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与冠华伟业公司签订强电工程发包协议,将上述项目中的强电配套工程发包给冠华伟业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骗取冠华伟业公司“定金”50万元。 5、2015年5月间,被告人孙庆凯在飞鸽集团已经解除自行车二厂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的情况下,仍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与宇昊公司签订工程分包协议,将上述项目分包给宇昊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骗取宇昊公司“定金”300万元。 经环金某公司报警,被告人孙庆凯于2015年7月6日在天津市南开区三马路太极园A座1403号内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二、被告人孙庆凯犯诈骗罪的犯罪事实 2010年4月至2014年9月间,被告人孙庆凯采取隐瞒真相的方法,先后骗取被害人张某1、张某2、李某1、刘某1、彭某共计7066240.45元。 1、2010年4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三河东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河东润公司)、天津市燊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燊丞公司)拟合作开发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京哈路北酒厂西侧居住项目。其间,被告人孙庆凯在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国投大厦709号通过转账支票方式骗取合作方燊丞公司负责人张某1工程投资款1000万元,案发前尚有130万元未归还。 2、2011年4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其经营的天津华某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成公司)运营周转为由,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骗取被害人张某2100万元,案发前尚有51万元未归还。 3、2012年3月至2013年9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其经营的东某公司运营周转为由,通过现金及转账方式在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罗兰新园等地多次骗取被害人李某1484.6万元,案发前尚有4576240.45元未归还。 4、2013年10月至11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其经营的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开发自行车二厂项目需要周转为由,虚构给付高额利润的事实,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三次骗取被害人刘某170万元,案发前尚有45万元未归还。 5、2014年8月至9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其姐姐生病、开发自行车二厂项目运营周转为由,通过现金及转账方式在天津市南开区城厢东路盛津园13-11号分两次骗取被害人彭某23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环金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环金某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12日,法定代表人为潘某,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 2、东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东某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13日,法定代表人为孙庆凯,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 3、环金某公司与东某公司协议书证明,2014年6月9日,东远公司与天津市二轻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产权转让协议》中产生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纠纷均由东某公司承担。天津市河北区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北区建委)为批准和监管方。 4、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通知书、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设立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负责人登记表、孙庆凯任某金某第九分公司经理的任命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住所使用证明、房产证等证明,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9月5日批准设立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环金某公司于2013年9月3日任命孙庆凯为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负责人、经理。 5、市场主体基本信息证明,东某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13日、华某成公司成立于1995年8月17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5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均为孙庆凯。其中东某公司和华某成公司均为有限责任公司,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为有限责任分公司(注册资金0元)。 6、证人张某3(河北区建委副主任)的证言证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系环金某公司设立的分公司,负责人为孙庆凯。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成立目的是专项运营自行车二厂项目,孙庆凯的东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投资方。2014年5月29日,环金某公司与东某公司签订协议。因为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所以这个土地转让协议最后是由环金某公司签订,土地转让款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打到环金某公司的账户中,由环金某公司支付给飞鸽集团。但是由于孙庆凯的东某公司没有资金,一直拖着不支付,河北区建委也曾多次对其进行催办,后来因为孙庆凯的违约行为,飞鸽集团在2015年5月份致函环金某公司解除《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 7、东远公司呈交河北区建委的《关于在原天津市自行车二厂地块进行经济适用房项目投资若干问题的报告》证明,东某公司于2013年8月18日将原自行车二厂项目的投资运作思路书面报告给河北区建委。 8、环金安居第九分公司关于向河北区申报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新选址项目的请示证明,环金安居第九分公司于2013年8月25日向河北区建委请示将原天津自行车二厂地块用于投资开发经济适用房项目。 9、东某公司承诺书证明,东某公司于2013年12月22日向河北区建委出具承诺书,保证项目的投资方向和开发建设顺利进行。 10、河北区建委关于申报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新选址项目请示证明,河北区建委于2013年12月24日向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请示申报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新选址为自行车二厂地块。 11、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关于自行车二厂地块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选址的函证明,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20日向天津市国土房管局、市建交委、市规划局发函拟将自行车二厂地块作为河北区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 12、环金安居第九分公司致函河北区建委关于致函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请将天津市自行车二厂原址用于河北区定向经济适用房建设的申请证明,环金安居第九分公司于2014年3月5日向河北区建委发送书面文件请河北区建委向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发送《关于商请将天津市自行车二厂原址用于我区定向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函》,书面商请在天津市自行车二厂原址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 13、河北区建委关于协助办理将自行车二厂原厂址用于河北区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建设的请示证明,河北区建委于2014年3月6日向河北区政府请示协助办理将自行车二厂原厂址用于河北区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的建设。 14、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商请将自行车二厂原厂址用于河北区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的函证明,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8日向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函商请将自行车二厂原厂址用于河北区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 15、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10月15日给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批复证明,同意将天津自行车二厂一处厂址交由环金某公司收购整理,专项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 16、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文件证明,该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将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津国资企改[2014]287号“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将天津自行车二厂厂址交由天津市河北区环金某建设有限公司收购整理专项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的批复”转发给飞鸽集团。 17、环金某公司与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签订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证明,2014年8月6日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与环金某公司约定将自行车二厂土地使用权以4824万元的价款转让给环金某公司。 18、飞鸽集团敦促履行协议函二份及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回复函证明,2014年10月28日飞鸽集团要求支付土地转让款,次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回复尽快履行合同。2014年11月20日飞鸽集团再次催促支付土地转让款。 19、解除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函证明,2015年5月15日飞鸽集团因环金某公司未能支付合同约定土地转让款,决定解除土地转让协议。 20、“法人授权委托书”内容为,环金安居公司潘某于2013年10月18日授权环金安居第九分公司孙庆凯全权代理投资建设原天津市自行车二厂地块经济适用房事宜,凡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名义并经孙庆凯签字的合同文件,环金某公司均承认。 21、证人姚某(飞鸽集团资产法规部部长)的证言证明,2014年8月6日,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与环金某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约定环金某公司支付4824万元补偿费用,但一直未支付,飞鸽集团于2015年5月15日解除转让协议。 22、证人赵某1(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孙庆凯是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负责人。2014年7月1日之前,孙庆凯拿来环金某公司授权委托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委托书,是一份扫描件,章是盖好了的。孙庆凯和熊某1的公司签订了总包协议收了500万元的定金,后人家要账,孙庆凯给熊某1打了欠900万元的欠条。其追问保证金去向,孙庆凯说用在五大道装修两个会所,部分还了高利贷,还有还了三河市项目的账。后来孙庆凯还和湖北远大公司签了工程协议。到了2014年底这些人都来公司要账,孙庆凯也发不了员工工资,他只能去外面四处借钱。五建公司转账过来的2000万元,没两天孙庆凯就给转走了。天津市帝业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业康公司)是做钢材生意的,孙庆凯拿着这笔钱订了钢材,这个项目还没到设计阶段,且钢材市场供大于求,一般建筑行业都先用钢材后付款,他的行为不合情理。单位电脑显示孙庆凯可能在西青区马球场附近花了280余万元买房了。 还有孙庆凯给他妻子买了一辆路虎极光汽车,这辆车现应该在刘某1手里,因为孙庆凯欠刘某155万元没有还。孙庆凯给刘某1打的欠条,上面写的是等到自行车二厂项目启动了还给刘某11400万元利润。 23、证人潘某(原天津市内环建设开发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2005年9月份成立了环金某公司。按照市里的要求,安居工程是政府投资建设安居房,投资人名义上是挂在环金某公司内设立的分公司,谁投资谁承担责任。环金某公司从来没有给任何分公司出具过法人授权委托书。 24、证人王某1(环金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孙庆凯是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负责人,正在操作自行车二厂地块的安居建设项目。环金某公司和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之间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环金某公司对分公司是不负资金监管责任的。环金某公司和孙庆凯的东某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由东某公司成立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负责自行车二厂的安居建设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东某公司承担,产生的任何责任和纠纷都由东某公司负责,并且在协议的第八条约定,河北区建委作为东远公司共同开发此房地产项目的批准和监管方。 环金某公司从来没有给孙庆凯出具过法人授权委托书。2015年5月份将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公章收回。 环金某公司与飞鸽集团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因孙庆凯未支付补偿款而未实际履行。 25、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与住总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发包初步协议、还款承诺书、收条、借条、法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分别证明,2014年1月22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将自行车二厂地块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发包给住总公司,住总公司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支付了保证金500万元。2015年5月8日熊某1将500万元债权转给赵长宝150万元、王某2200万元、蒯某50万元、胡某20万元、方某50万元、尹某130万元。 26、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浙商银行账户自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7月9日的资金流动凭证、华某成公司银行明细账、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往来收据、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明细、懿德永信(天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懿德永信事务所)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分别证明,2014年1月24日住总公司将500万元转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银行账户。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将部分钱款分别转入华某成公司、赵某2、许某账户及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后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转入张某7、路某、杜某账户)、转给懿德永信事务所,以及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取款或者消费。 27、证人熊某1(住总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孙庆凯是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负责人,负责开发自行车二厂项目,经考察2014年1月22日双方签订了工程发包初步协议,住总公司通过支票形式支付给了孙庆凯500万元。后住总公司等了三四个月没有开工,孙庆凯说项目还在审批,其个人只好把公司的债权承担,和孙庆凯签了债权转让协议,孙庆凯负责的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要连本带利及损失费偿还其680万元,后其将债权部分转给了王某2等六人。之后,孙庆凯以没有钱为由,答应将其在河西区罗兰新园的房产抵押,经查询发现房产已经被抵押了。后孙庆凯还了王某220万元,具体还多少也不清楚,2014年底左右,孙庆凯给其开了200万元的支票,去银行兑换发现是空头支票。 28、证人陈某1(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出纳员)的证言证明,自己负责孙庆凯经营的华某成公司、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东某公司的出纳工作。从2014年1月开始,接触过几笔较大的资金流动。一笔是2014年1月24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账上接到了住总公司汇来的500万元保证金。孙庆凯让转入华某成公司、许某、赵某2账户中及给懿德永信事务所代理费,余下264万都打到了孙庆凯个人账户中,剩下4千元留在了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账户上。孙庆凯让其给湖北远大公司开具过几张总计为300万元的收据。 2014年7月7日,五建公司转给环金某第九分公司2000万元保证金。这笔钱转过来的当天及以后的几天孙庆凯就让分多笔共1796万元打到了东某公司账户中。又给懿德永信事务所转入6月份的代理费,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账上剩下的余款,被孙庆凯转账及作为公司的日常支出了。7月9日东某公司将1796万元转给帝业康公司1450万元,剩余款项分别转入孙庆凯的个人账户中。 2015年3月2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收到了冠华伟业公司转来的50万元保证金,到账后分别转入孙庆凯的建设银行卡内,给王某4、杜某、赵某3、刘某2账户转账及发放员工工资、物业费、欠餐费。 2015年5月25日,宇昊公司给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转入了300万元保证金,后分6笔转到了孙庆凯个人账户了。 孙庆凯在2014年春天买过一辆路虎极光轿车,当时是给他爱人开。孙庆凯还存在长期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 公司网银、法人章、公司的证照、合同协议都由孙庆凯保管。 29、证人刘某2(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孙庆凯经营的华某成公司、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东某公司同在一个办公地点。从2014年1月开始,公司业务里有几笔较大的资金流动。一笔500万元,一笔2000万元,都打到环金某第九公司的账上。 孙庆凯曾经给其转过几次钱,是日常帮公司垫付的制作项目资料册费用、公司汽车加油费、孙庆凯的电话费、孙庆凯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差旅费、孙庆凯个人在网上买衣服或者击剑服的费用。公司的汽车有两辆,一辆是奔驰车,另一辆是奥迪车。 30、证人尹某1、王某2(均为孙庆凯的债权人)的证言分别证明,尹某1、王某2均是熊某1的债权人,熊某1是孙庆凯的债权人,熊某1将孙庆凯欠他的500万元的债权转给王某2200万元、尹某130万元、赵长宝150万元、方某50万元、胡某20万元、蒯某50万元。债权转移后,孙庆凯给打了欠条,后孙庆凯还了王某240万元,还了尹某120万元。 31、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与湖北远大公司工程发包初步协议、借条、企业往来收据、补充协议、账目分别证明,2014年3月25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将自行车二厂项目发包给湖北远大公司,该公司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出借300万元作为保证金并支付,付款人彭某。 32、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明细、农业银行账户明细证明,其银行账户收到彭某多次转款共计300万元,及分别转给韩某、孙某1(孙庆凯大女儿)、陈某1等人,以及异地POS消费、取款、转账。 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于2015年3月23日转账给彭某5万元;2015年5月25日转账给彭某3万元。 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于2014年9月29日收到彭某转入的人民币20万元。 33、被害人彭某(湖北远大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的陈述证明,2014年8月孙庆凯说他姐姐病了找其借3万元现金,2014年9月29日以项目的名义借20万元,共计23万元。同时还证明,2014年年初,孙庆凯说他负责开发自行车二厂安居工程的项目,可以把建设工程发包给湖北远大公司。2014年3月25日双方签订了工程发包初步协议,后分几次给了孙庆凯300万元。这个项目一直没有启动,其就开始催孙庆凯还钱,他陆续还了65万到71万元之间的数额。 34、东某公司、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与五建公司签订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建设银行回单、往来收据、签约照片、营业执照分别证明,2014年7月3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将自行车二厂项目发包给五建公司,收取五建公司保证金2000万元。 35、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浙商银行账户自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7月9日的资金流动凭证、孙庆凯个人建设银行账户明细、东某公司浙商银行账户自2014年2月10日至2015年3月31日的资金流动凭证分别证明,五建公司于2014年7月7日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转入诚意金2000万元。 2014年7月7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向东某公司分六笔转入1500万元。7月8日东某公司向帝业康公司转入1450万元,余款转入孙庆凯银行账户。 2014年7月7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向孙庆凯个人建设银行账户转入200万元。转日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分别向路某、张某8转账。 2014年7月9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向东某公司转入250万元。同日东某公司将此笔款转给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向郝某、李某2以及孙庆凯个人账户转账,其余钱款分别取现。 2014年7月14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向东某公司转账。同日东某公司分两笔将55万元转入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向孙某2、孙某1、张某8、陈某3山账户转款,其余钱款分别取现。 2014年7月16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向懿德永信事务所转款。 2014年8月6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向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转款并取现。 2014年7月21日为购买富舜园12号楼1102号房产给付高银地产(天津)有限公司10万元定金。 36、钢材供货合作协议,银行电子回单,收款回单,企业往来收据,帝业康公司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东某公司银行交易凭证、帝业康公司银行流水等分别证明,东某公司与帝业康公司于2014年7月7日签订钢材供货合作协议。东某公司于2014年7月8日向帝业康公司转账1450万元。帝业康公司于2014年7月8日向天津市运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入1500万元。 37、证人徐某(五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2014年6月五建公司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洽谈自行车二厂项目合作事项,7月3日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五建公司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支付诚意金2000万元。期间,孙庆凯带徐某考察工地,且出具了环金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后孙庆凯未退还钱款。 38、证人郭某(高银地产(天津)有限公司置业顾问部员工)的证言证明,2014年7月21日孙庆凯来公司交纳了准备购买富舜园12号楼1102号房子的定金10万元,给他开具了定金票。 39、证人刘某3及张某4(帝业康公司负责人)的证言分别证明,帝业康公司在2014年7月和孙庆凯的东某公司签订了钢材供货合作协议,约定公司为孙庆凯所在自行车二厂项目提供钢材,孙庆凯先交付定金1450万元。2014年7月8日,东某公司账户转入其公司账户1450万元。帝业康公司将这1450万元给南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订购钢材了。 40、证人尹某2(南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南希实业集团欠帝业康公司5300万元。其自愿用名下河西区马场道天骄园1号楼6门601、602号房产抵给了帝业康公司,估价大概1500万元。 41、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与冠华伟业公司签订的强电工程承发包协议、委托协议书、企业往来收据、银行明细证明,2015年2月27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将自行车二厂项目强电工程发包给冠华伟业公司,后冠华伟业公司向孙庆凯支付定金50万元。 42、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资金流动凭证往来收据、孙庆凯个人建设银行账户证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收取冠华伟业公司定金50万元,分别向孙庆凯个人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并向张某7、彭某、王某4、杜某、赵某3、刘某2、宋某、史某等人转账。 43、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与宇昊公司工程分包协议、往来收据、银行回单、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与孙庆凯银行账户明细分别证明,2015年5月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将自行车二厂项目部分工程发包给宇昊公司,宇昊公司支付保证金300万元,后孙庆凯将该款转出后分别向彭某、刘某4等人转账及取现。 44、证人汤某的证言证明,自己的电力施工队挂靠在冠华伟业公司。2015年2月与孙庆凯开发的自行车二厂项目合作并签订了协议,交给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保证金50万元。 45、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5月,宇昊公司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签订了自行车二厂项目分包协议,约定交给环金某第九分公司300万元的定金。协议约定2015年9月15日之前开始履行。 46、环金某第九分公司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会计凭证证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在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的资金流动情况。 47、证人张某5(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其于2015年5月17日正式来到孙庆凯的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帮忙参谋自行车二厂项目。孙庆凯给其看了东某公司、自行车二厂、环金某公司之间关于自行车二厂项目的三方协议,孙庆凯说,“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跟环金某公司签订了土地补偿协议,需要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给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4824万元土地补偿费,项目就可以启动。但是现在东某公司和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没有钱,需要对外融资交纳土地补偿费。”其发现东某公司和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同时发现孙庆凯对于房地产行业缺乏必要的了解,公司的员工没有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工作经验,规章制度、日常管理等方面也比较混乱。其告诉孙庆凯土地补偿费是4824万元,必须要融资到5000万元以上,这个项目才有启动的可能。孙庆凯只要账上有钱就想花,发工资、还债,所以把他个人欠债弄得越来越多。 48、证人孙某1(孙庆凯女儿)的证言证明,父亲孙庆凯与母亲已离异。2012年之前,其在美国上学,是父亲资助的。2012年10月回国后,就工作了,没找父亲要过钱。 49、证人杨某2(懿德永信事务所员工)的证言证明,其在公司负责给东某公司、华某成公司、天津森龙鑫照明设备有限公司记账。这三家公司的账都是和东某公司的出纳陈某1对接的。这三家公司近两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收入,账上也没有什么钱,一直拖欠着其单位的代理费后给付的情况。 50、三河东润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三河东润公司成立等情况。 51、三河东润公司存款凭证及验资事项说明、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三河东润公司的股权经多次变更,于2010年变更为冯某、唐山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某公司、燊丞公司。 52、三河东润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燕郊项目合作协议书、委派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批卡、土地使用权变更申请书、三河东润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经召开股东会,三河东润公司由冯某任公司董事长,孙庆凯、张某1任董事,张虹为监事。 53、借款单、付款说明、转账支票、收据、还款承诺书分别证明,2010年9月孙庆凯向张某1借款,至2011年11月25日已经归还170万元,余款以河西区永安道罗兰新园4号楼4门2××号房屋作为抵押。2014年1月以转账支票方式归还200万元(空头支票,未兑现),后于2014年7月9日孙庆凯归还50万元,尚欠张某1130万元未还。 54、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明,其是燊丞公司及天津市美益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10年4、5月份,孙庆凯以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项目预付款的名义取走了1000万元转账支票,后陆续还了大部分,还欠其130万元。 55、借款合同、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委托书、公证书分别证明,孙庆凯、张某6夫妇向张某2借款共计107万元,并以河西区友谊北路罗兰新园4号楼4门2××号房产作为抵押,因该房产在浙商银行有抵押,故同时以陈某2名下的河东区格调竹境花园1号楼2门2××号房产作为共同抵押物。张某2于2011年4月25日向孙庆凯转账100万元。孙庆凯、张某6夫妇委托杜某处理以上房产。后孙庆凯银行账户分几次向杜某共转账49万元。 56、证人杜某的证言证明,孙庆凯找张某2借了107万元。账户转入100万元,借条是107万元,李某3是担保人。孙庆凯把他在河西区友谊北路罗兰新园4号楼4门2××号的房子以及他外甥陈某2名下的河东区格调竹境花园1号楼2门2××号的房子作为抵押物,给了两处房产的房本,当时是因为孙庆凯说罗兰新园的房已经抵押给了浙商银行,但是房子也存在一定的残值,该情况张某6知道,他们一起办理的抵押手续,一起在合同上签的字。 57、被害人张某2的陈述证明,2011年4月孙庆凯找其借钱,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张某6也签了字,合同上的借款数额为107万元。孙庆凯和张某6以河西区友谊北路罗兰新园4号楼4门2××号作抵押,因为这个房子在浙商银行有贷款,所以同时以陈某2(孙庆凯的外甥)名下的河东区格调竹境花园1号楼2门2××号房子作为共同抵押物,孙庆凯讲了房产本身就存在银行抵押的情况。当时约定如果到期不能还款,则无条件配合对方办理抵押物的处置手续,后来孙庆凯大概还了不到20万元。孙庆凯和张某6还为此做过公证和委托书,为表示诚意孙庆凯在做完公证后还把罗兰新园的房屋钥匙给了其。 杜某是其朋友,孙庆凯借完钱以后,其就让杜某催还款,孙庆凯还钱有的时候也打在杜某的银行卡上。 58、河西区友谊北路罗兰新园4号楼4门2××号房产证复印件、购房定金收条、收条、农业银行回单、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拍卖文件、执行异议申请书、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补发房地产权申请证明,2012年至2013年间李某1曾约定向孙庆凯支付450万元用于购买上述房屋,2011年1月孙庆凯以该房屋向浙商银行抵押贷款390万元,因到期未归还贷款,经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判决后决定将该房屋拍卖,后中止执行程序。 孙庆凯以上述房屋房产证丢失为由向房管局提出补发该房屋的房产证。 59、银行账户明细证明,孙庆凯、李某1双方互相转账的情况。 60、被害人李某1陈述、证人王某3证言及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分别证明,2012年孙庆凯和张某6来借钱,王某3把李某1介绍给了孙庆凯,后来孙庆凯找李某1借了钱,但是孙庆凯没有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还债。经过李某1和孙庆凯协商,李某1以45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孙庆凯的河西区友谊北路罗兰新园4号楼4门2××号住房。直到后来孙庆凯才说实话,这个房子早在浙商银行抵押了300多万元,暂时过不了户,李某1急了,孙庆凯就把房本交给了李某1,并让李某1搬进房子中居住。听说这个房子被法院拍卖了,因为孙庆凯还不上浙商银行的抵押贷款。2012年孙庆凯还找李某1借了35万元和11.6万元,孙庆凯给李某1写过借条。 61、证人陈某2(天津森龙鑫照明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文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2月左右,孙庆凯以天津森龙鑫照明设备有限公司的名义,用其本人在河西区友谊北路的房产做抵押,从浙商银行河西支行贷款300多万元,都是孙庆凯自己操作的,其不知道钱款的去向。 62、证人张某6(孙庆凯爱人)的证言证明,其和孙庆凯名下有两处房产,一处是南开区西市大街格调故里18号楼2门102号,产权人是张某6,另一处是河西区永安道的罗兰花园,产权人是孙庆凯。这两处房子都抵押出去了。孙庆凯向姓路的和李大姐借过钱。 其名下的路虎极光轿车是孙庆凯在2014年4月购买的,2015年5月,有农民工到孙庆凯公司要钱,孙庆凯找郑恩广借了50万元,由于钱暂时还不上,只能把这辆车抵押给了郑恩广。 63、借款单三份、借款融资说明证明,孙庆凯以项目周转资金为名,于2013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向刘某1借款共70万元。提出项目成功后刘某1以投资入股方式获得股份利润分成1400万元,如未成功70万如数归还。 64、被害人刘某1(北京建黎铝合金木墙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述证明,孙庆凯曾于2013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以自行车二厂项目用款名义向其借款三次共计70万元,并为此书写了借款融资说明。 65、借条证明,孙庆凯个人于2015年2月17日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作为担保向彭某借款,作为自行车二厂项目周转资金,约定2015年4月30日前分期还清。 66、公安机关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被告人孙庆凯的身份情况。 67、公安机关案件来源、抓获经过证明,经环金某公司员工宋金栋报警,公安机关于2015年7月6日下午18时许,在天津市南开区三马路太极园A座1403号,将被告人孙庆凯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讯问。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庆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分别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罪。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五)项,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孙庆凯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20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二、责令被告人孙庆凯退赔被害单位住总公司440万元;退赔被害单位湖北远大公司229万元;退赔被害单位五建公司2000万元;退赔被害单位冠华伟业公司50万元;退赔被害单位宇昊公司300万元。退赔被害人张某1130万元;退赔被害人张某251万元;退赔被害人李某14576240.45元;退赔被害人刘某145万元;退赔被害人彭某23万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孙庆凯不服,提出上诉。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判事实不清,量刑过重;关于合同诈骗,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而是挪用资金罪;关于诈骗,其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而属民间借贷。 孙庆凯的辩护人郭春明认为:一、孙庆凯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对其行为应评价为挪用资金罪。1、孙庆凯签订合同的本意是将自行车二厂项目运行下去,所获资金大多用于项目运行。2、孙庆凯虽使用过伪造的法人授权书,但该授权书的内容与其作为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负责人的职责和权限一致,伪造的目的是为了使对外合作更顺利,而不是为骗取钱财,该授权委托书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合作方同意签订合同的原因并不是授权委托书的出示。3、孙庆凯不存在重复发包行为,其与合作单位签订合同均是在前合同已经到期不能履行之后,孙庆凯在合同解除后均有积极偿还保证金的行为。4、收取五建公司2000万保证金一事,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生效,环金某公司已履行判决,返还了五建公司2000万元诚意金及利息。原判内容与已生效的判决内容相悖,显属错误,其他四家公司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签订的合同性质与五建公司一样,均应认定为民事纠纷。5、给帝业康公司的1450万元确是购买钢材所用,不应计算在犯罪金额中。6、孙庆凯的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的任何一种情形。7、对孙庆凯的行为应正确评价为挪用资金罪。二、孙庆凯与张某1、张某2、李某1、刘某1、彭某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是诈骗。1、孙庆凯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在有条件情况下一直偿还着债务,没有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2、五名被害人自始至终没有指控过孙庆凯诈骗。3、孙庆凯不存在将房产重复抵押的情况,出借人在借款时都知晓房产抵押的情况,孙庆凯没有隐瞒。三、一审庭审中,合议庭拒绝辩护人提出的被害人出庭的要求,导致案件事实没有查清,作出错误认定,对辩护人提交的资金证明等证据材料原判未予认定。四、原判没有充分考虑孙庆凯有主动交代、认罪等情形,没有从轻、减轻其处罚,明显错误。 孙庆凯的辩护人于永洋认为:一、原判认定孙庆凯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孙庆凯的行为不具有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1、孙庆凯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2、孙庆凯未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孙庆凯与几家公司签订合同或协议前已告知项目运营情况,作为项目发包方与多家公司签署协议在行业中也较为普遍;孙庆凯在收到几家公司的款项后将款项转出的行为,并不违背建筑工程行业的相关操作惯例;虽然制作法人授权委托书这一方式存在瑕疵,但所载内容并不存在虚构成分,目的是为了促进项目顺利运转;孙庆凯是与原合作方终止协议后继续发包,不存在重复发包情形;孙庆凯未支付项目转让对价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规划的改变,其在案发前一直致力于协调和解决土地规划问题。3、孙庆凯的行为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4、将1450万元的采购钢材款认定为犯罪金额明显错误。5、五建公司的2000万元诚意金应在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五建公司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已由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该2000万元纠纷的性质属于民事纠纷,且该款项已实际向五建公司履行完毕。二、原判认定孙庆凯犯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孙庆凯不存在重复抵押行为;原判依孙庆凯公司暂无收益即认定孙庆凯骗取他人财物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孙庆凯与几名被害人关系亲密,彼此间经常有钱款往来,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经营或项目使用,并非用于个人挥霍。三、孙庆凯系初犯、偶犯,能如实供述全部案件事实,主观恶性较小,原判量刑过重。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原审法律文书齐全,诉讼程序合法;原判认定上诉人孙庆凯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原判认定上诉人孙庆凯犯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有误,量刑不当。建议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上诉人孙庆凯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诈骗被害人李某1、刘某1、彭某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与原审一致。 另查明,住总公司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支付了500万元工程保证金后,因公司资金压力过大,公司经理熊某1承担了公司该500万元债权,后将部分债权转让给王某2、尹某1、赵长宝、蒯某、胡某、方某。孙庆凯已归还王某240万元,归还尹某120万元。该事实有熊某1、王某2、尹某1的证言,孙庆凯的供述,借条等书证予以证实。 五建公司曾就其2000万元保证金等损失向本院起诉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环金某公司、东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7日作出民事判决,认为环金某公司自身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分公司及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具有明显过错,环金某公司的过错与五建公司的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判令环金某公司返还五建公司诚意金2000万元及支付部分利息损失,东某公司作为签订协议的一方主体,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现判决已经生效并由环金某公司履行完毕。该事实有本院(2015)一中民一初字第0036号民事判决书、(2016)津01执349号执行结案通知书予以证实。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孙庆凯的辩护人还出示了下列证据: 1、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宇昊公司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签订合同时,其审查了相关文件,也到项目现场实地看过,项目是真实的。宇昊公司曾到法院起诉过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被以“先刑后民”为由驳回。其认为宇昊公司与孙庆凯之间的纠纷不属合同诈骗,而是经济纠纷。 2、证人汤某的证言,证实冠华伟业公司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签订合同时,其看了项目的相关文件,也到现场去过,孙庆凯没有说假话,否则不会跟他签合同。其曾到法院起诉孙庆凯,其认为与孙庆凯之间的纠纷不是合同诈骗,是经济纠纷。 3、被害人张某2的陈述,证实孙庆凯第一次向其借款是2011年4月25日,签订了借款合同,中间人李某3做担保,此后有多次借款,期间有借有还,对借款数额孙庆凯也认可,他说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孙庆凯有格调故里别墅、罗兰新园两套住房,其知道两套房有银行贷款,但也有残值,所以对借钱给孙庆凯感觉挺放心。2015年5月30日,孙庆凯出具了还款承诺保证书,承诺罗兰新园的房子在浙商银行拍卖后,剩余的款项都给其。其认为与孙庆凯之间是民事纠纷,公安机关找其了解情况时,其说孙庆凯不是诈骗,是正常借钱。其已到法院起诉孙庆凯。 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以及辩护人当庭出示的相关证据,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一、关于合同诈骗 在案证据能够证实孙庆凯为负责人的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成立经过,自行车二厂项目审批情况,孙庆凯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名义就开发自行车二厂项目先后与五家公司签订协议的经过,五家公司给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及孙庆凯打款的情况,孙庆凯还款的情况,孙庆凯对以上事实亦无异议。认定孙庆凯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孙庆凯是否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孙庆凯是东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负责人,相关证人证言及孙庆凯供述均证实以上两家公司由孙庆凯实际控制,本案涉及的工程承包协议由孙庆凯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与五家公司签订。 相关书证证实,2014年8月6日环金某公司、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三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约定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将自行车二厂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环金某公司,总价款为4824万元,此协议经市国资委批复后生效,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环金某公司一次性向飞鸽集团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天津市国资委于2014年10月15日批复同意自行车二厂项目,故前述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于当日生效。因环金某公司与东某公司已于2014年5月29日签订协议,约定东某公司为自行车二厂项目投资方,东某公司成立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作为该项目的专营公司。故自行车二厂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价款应由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实际支付。 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生效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转让款。2014年10月28日、11月20日飞鸽集团曾两次发函催要土地转让款,期间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复函称会尽快履行协议,但终未履行,故飞鸽集团于2015年5月15日发函解除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此外,飞鸽集团资产法规部部长姚某的证言证实,为了履行协议在2015年春节前后曾和孙庆凯商议先交1000万元定金,协议都拟好了,60日内再交其余3824万,孙庆凯同意,但也没有交。河北区建委副主任张某3的证言证实,其多次在建委例会上催促孙庆凯尽快履行协议,他当场答应,但还是没有履行。 孙庆凯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就自行车二厂项目于2014年1月22日与住总公司签订承发包初步协议,约定住总公司支付500万元工程保证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保证2014年9月30日前完成项目招标,保证2014年2月28日前将土地款交齐,取得项目开发权,否则三日内退回保证金,住总公司总包施工;于2014年3月25日、4月28日与湖北远大公司签订工程承发包初步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保证2014年9月30日前完成项目招标,湖北远大公司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出借600万元,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保证2014年3月31日前将前期土地款交齐,取得项目开发权,否则三十日内归还湖北远大公司150万借款,湖北远大公司总包施工,后将600万借款减为300万元;2014年7月3日、2015年3月24日与五建公司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保证2014年10月30日前完成项目招标,五建公司付给环金某第九分公司2000万诚意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承诺将项目交五建公司总包施工,补充协议再次承诺将工程全部交由五建公司总包施工,否则双倍返还诚意金,60日内落实;2015年2月27日与冠华伟业公司签订强电工程承发包协议,协议载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依法获得原自行车二厂地块土地及房屋使用权,用于定向安置房建设,约定冠华伟业公司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支付50万元作为该项目中全部强电配套工程的定金;2015年5月与宇昊公司签订工程分包协议,约定由宇昊公司负责该项目中30000平米工程分包,宇昊公司以300万元定金取得分包权利,环金某第九分公司2015年9月15日前完成项目总包招投标,将300万元定金转交项目总包方作为工程保障金,完成宇昊公司与总包方的对接。 综合以上事实,孙庆凯在与五家公司签订、履行协议过程中使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孙庆凯不具备与五家公司签订、履行协议的前提。因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并未支付自行车二厂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价款,并未实际取得土地使用权,更不可能取得自行车二厂项目开发权,并最终导致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被解除。孙庆凯对此系明知,但其签订协议时向相对方隐瞒了上述事实。孙庆凯当庭辩称其已找到合作方投资并准备支付土地转让款,因2014年10月26日得知土地规划发生改变,导致合作方认为项目将来不会获利而撤资,其至案发前一直找相关部门协调土地规划相关事宜。但该辩解没有足够证据予以证明,孙庆凯在相关人员催促其履约时和给飞鸽集团的复函中亦均未提及土地规划问题。即使土地规划改变,按孙庆凯所称其一直在找相关部门协调此事,但孙庆凯在2014年10月26日之后仍与两家公司签订协议,另三家公司的钱款其仅返还一小部分,故该辩解与其客观行为相悖,不能成立。孙庆凯未取得项目开发权,没有就该项目与他人签订、履行协议的前提。 其次,孙庆凯与五家公司签订协议的内容虚假。在全部协议中,均有保证在指定日期前交纳土地款,取得项目开发权;保证在指定日期前完成项目招标;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依法获得原自行车二厂地块土地及房屋使用权等虚假内容。此外,孙庆凯与住总公司、湖北远大公司、五建公司签订工程发包协议的时间均在自行车二厂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孙庆凯不能预知土地取得时间,从而保证项目招标完成时间,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协议内容的虚假。 再次,孙庆凯在与住总公司和五建公司签订协议时使用了伪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孙庆凯及其辩护人均辩称伪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与孙庆凯的职权、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成立目的并不矛盾,伪造的目的是为了顺利与对方签订协议。但前已述及,孙庆凯并不具备签订项目协议的前提,所签协议均含虚假条款,在此情况下其使用伪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促成协议签订,那么伪造法人授权委托书亦是其诈骗手段的一部分。 最后,孙庆凯虚构了钱款用途,隐瞒了其无偿还能力的事实。孙庆凯以项目发包名义收取工程保证金、定金、借款等,收取后并未支付土地转让款,相当一部分钱款用于偿还借款、公司运营及个人消费等。协议中虽约定返还钱款的期限,但在案证据已经证实孙庆凯实际无力返还。 综上,孙庆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致使五家公司陷于认识错误,即相信能够取得工程承包权,从而支付钱款,孙庆凯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方面。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方式及仅返还一小部分钱款的事实亦表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故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孙庆凯及其辩护人辩称五建公司2000万诚意金中的1450万元,被用于向帝业康公司订购自行车二厂项目所需钢材,1450万元不应认定为犯罪数额。经查,钢材供货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7月7日,是在自行车二厂地块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签订之前。项目用地尚未落实,孙庆凯即订购钢材不合常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孙庆凯并未履约,不可能取得项目开发权,为项目订购钢材亦无从谈起。五建公司签订合同及支付诚意金是基于相信能够取得项目承包权,孙庆凯的欺骗行为使五建公司不可能实现合同目的,该1450万元不应从犯罪数额中减除。 本院曾作出民事判决,判令环金某公司返还五建公司诚意金2000万元及支付部分利息损失,东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民事判决是基于环金某公司存在失职、放任管理的过错而认定其应承担民事责任,东某公司作为协议的一方主体,应与环金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与本案刑事责任的主体并不相同,涉及的法律事实亦不相同,该判决不影响孙庆凯犯罪行为的认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 辩护人提交杨某1、汤某的证言,以证实孙庆凯的行为不属合同诈骗。杨某1、汤某均系基于项目真实存在,二人考察过项目现场、审查过相关审批文件而判断孙庆凯不存在合同诈骗行为。但孙庆凯诈骗手段并非体现在虚构项目本身,而是体现在其并未实际取得项目开发权等方面,杨某1、汤某的证言不能否定孙庆凯合同诈骗的事实。 二、关于诈骗 (一)原判认定孙庆凯诈骗张某1、张某2钱款的事实。 在案证据证明东某公司为三河东润公司股东之一。2010年4月孙庆凯、三河东润公司、燊丞公司拟合作开发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居住项目。其间,燊丞公司负责人张某1交给孙庆凯1000万元支票作为投资,孙庆凯取得支票后将钱款挪作他用,后将此情况告知张某1,并向张某1归还650万元及出具借款单。此后,孙庆凯又陆续归还张某1220万元,尚有130万元未归还。没有证据证明孙庆凯在此过程中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三河东润公司、燊丞公司确于2010年4月21日签订了燕郊项目合作协议书,2010年8月18日燊丞公司取得三河东润公司30%的股权,成为三河东润公司的股东之一,合作真实存在。对该起事实不应认定为诈骗。 孙庆凯以其经营的华某成公司运营周转为由向张某2借款100万元,与张某2签订了借款合同,以两套房产为抵押,由李某3为担保人,告知了张某2房产有银行抵押贷款的情况,同时委托张某2的朋友杜某处理两套房产,并对委托书进行公证。没有证据证明在此过程中孙庆凯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对该起事实不应认定为诈骗。 (二)原判认定的孙庆凯诈骗李某1、刘某1、彭某的事实。 李某1的陈述、王某3的证言,相关书证及孙庆凯的供述能够证实,2012年孙庆凯向李某1借钱,不能按时归还,二人商定由李某1购买孙庆凯名下罗兰新园房产,之前的借款冲抵房款,李某1将其余购房款已陆续全部支付给孙庆凯。因房产在银行有抵押贷款,孙庆凯一直未与李某1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李某1支付的房款孙庆凯均用于他处,在李某1要求过户时,其告知李某1等其项目做完就将贷款还清并办理过户手续。因孙庆凯未偿还银行贷款,银行将孙庆凯诉至法院,该房产遂被查封并欲拍卖。孙庆凯的客观行为表明其并无偿还房屋贷款从而将房产过户给李某1的诚意。其虚构要将房产卖给李某1的事实,隐瞒无力偿还贷款的真相,使李某1错误的认为能够取得房屋所有权而支付房款。孙庆凯的行为导致李某1购买房屋的目的不能实现,其又无力退还房款,故其主观上对李某1的钱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刘某1、彭某的陈述,相关书证、孙庆凯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实,孙庆凯虚构自行车二厂项目需要周转资金和项目获利后将给付高额利润的事实,骗取刘某170万元,尚有45万元未偿还;虚构其姐姐生病和用于自行车二厂项目运营的事实骗取彭某23万元。孙庆凯从未支付项目用地的土地转让款,不可能取得自行车二厂项目开发权,该两起事实应认定为诈骗。 三、关于量刑 根据法律规定,犯合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原判根据上诉人孙庆凯犯合同诈骗罪的具体事实、犯罪数额、危害后果,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量刑适当。罚金的判处除应根据犯罪情节外,还应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原判对孙庆凯所犯合同诈骗罪并处罚金人民币3200万元,数额过高,应予调整。 上诉人孙庆凯诈骗数额属特别巨大,根据法律规定,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但原判对孙庆凯两起诈骗事实的定性错误,诈骗数额认定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应予纠正。
工程承包发包;合同诈骗;定金;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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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孙庆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上诉人孙庆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予以惩处。上诉人孙庆凯犯有数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原判对孙庆凯两起诈骗事实的定性有误,量刑不当,应依法改判。孙庆凯及其辩护人关于向张某1、张某2的借款属民间借贷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予以支持,其他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意见,本院酌情采纳。
工程承包发包;合同诈骗;定金;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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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合同诈骗,其行为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挪用资金罪;2、关于诈骗罪,其行为是构成诈骗罪,还是属于民间借贷。
工程承包发包;合同诈骗;定金;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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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毅然申请再审称,盈嘉资产公司将其盈嘉宾馆租赁给韩毅然、郑敏时,隐瞒了该宾馆在消防工程方面的问题,致使再审申请人无法经营。韩毅然、郑敏通知该公司解除合同,未达成协议。现请求依法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反诉费由对方负担。盈嘉资产公司应承担违约损失20万元,并退还收取的发射塔租金24000元,以及茶楼及桑拿中心租金76000元、二楼证证券中心及补偿费用35000元、垫付的水电费及兑付的储值卡费12000元等费用,共计147000元。 郑敏申请再审称,与韩毅然上述意见一致。另外,在2013年5月10日,郑敏与韩毅然签订了退股协议,已不是承租合伙人,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不再承担合伙承租期间的债务。 盈嘉资产公司辩称:盈嘉资产公司出租给韩毅然、郑敏的房屋具有三证即房产证、土地证、租赁许可证,对外出租合法。房屋的建筑结构和消防整改问题承租人是明知的,合同也明确了由承租人承担整改责任,出租人并没有隐瞒消防隐患问题。2012年11月19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属双方自愿,合同签订后承租方不续交租金构成违约,应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另外,申请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律规定的六个月期限。综上,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本院原审认定的事实:2012年11月19日,韩毅然、郑敏与盈嘉资产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盈嘉资产公司所有的位于安乡县深柳镇文艺中路的原老盈嘉宾馆房屋前栋六层、后栋九层及其附属设施租赁给韩毅然、郑敏经营,年租金为270000元,租期为10年,租金从2013年1月20日起开始计算,每年的1月5日前给付当年租金。合同签订后承租人只给付了2013年的租金。但到2014年1月5日,没有按合同约定给付2014年的租金。 另查,韩毅然、郑敏在签订该合同前已从事宾馆行业多年。 本院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二被告租赁原告的是宾馆还是一般房屋?二、原、被告双方在租赁合同中谁违约,违约金该怎么计算?三、二被告是否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四、租金如何给付? 焦点一:本院认为,二被告租赁的是一般房屋而不是宾馆。理由有三:一、从合同形式上来看,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名称就为房屋租赁合同;二、从签订合同内容上看,合同约定为甲方(原告)将其合法拥有的座落在安乡县文艺中路(南浦)的老盈嘉宾馆前栋六层及后栋九层出租给乙方(二被告)用于经营,虽然内容上有老盈嘉宾馆,但老盈嘉宾馆根本就没有宾馆营业执照,只是在当地人心中一个地名,一个字号,另外,该房屋面积为5000平方米,在县城的中心地段,合同明确约定房屋租金为150000元,设备使用费每年120000元,总共270000元,如果是租赁的宾馆,租金按照当地商业地段,应该远不止现在的租金;三、二被告均是从事宾馆生意多年,对经营宾馆应该具备的条件是知道的,并且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二被告也对租赁物的结构进行了解。所以二被告租赁的标的物应为一般房屋。 焦点二、原、被告双方在租赁合同中谁违约,违约金该怎么计算?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应该属于二被告违约。因为按照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租金支付方式,租金支付方式为现金结算,租金每一年交一次,每年270000元,于每年的1月5日前交付当年租金”,二被告租赁原告的房屋后,租金应该是每年度的1月5日前交付当年租金,然而二被告到现在2014年7月份租金仍没有交付,所以按照合同约定应该属于二被告违约。关于违约金,原告要求二被告从2014年1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租金每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但按照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第八条第四款“乙方应如期交付租金,如乙方未经甲方同意逾期交付,每逾期一天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年租金的0.05%支付违约金”,故本院认为违约金只能按照双方的约定计算即每日租金的0.05%,而不是每日千分之五计付。至于违约金给付时间从何时算起,虽然双方合同约定从租金给付之日即每年1月5日前算起,但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从2014年1月20日算起,这是原告(反诉被告)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合理处分,本院应予以认可。 焦点三、二被告(反诉原告)是否可以解除合同?本院认为,二被告(反诉原告)是可以解除合同。理由如下:一、按照合同的约定,二被告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给付租金,存在违约,且二被告也主动要求解除合同,依照合同法具体条文的有关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并且按照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第一款“……同时在租赁期间内乙方(二被告)如以任何理由终止本合同,乙方投入任何设施,设备都不能带走……,”所以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看,二被告也是可以解除合同的;二、根据安乡县公安消防大队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上注明的问题来看,一是原告出租给二被告的房屋存在与相邻建筑防火间距不足(按照消防法的规定,最低应为6米以上,而该标的物间距不足6米),二是疏散通道的宽度不够(按照消防法的规定,最低应为1.4米以上,而该标的物疏散通道不足1.4米),存在上述问题都是原告的标的物主体存在的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具体条文,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从本案租赁合同的标的物来看,该标的物的相邻建筑防火间距和疏散通道宽度均达不到国家强制标准,从而使原、被告双方合同客观履行不能,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具体条文,导致租赁房屋无法使用,承租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二被告(反诉原告)请求解除合同,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合同解除后而产生的其他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 焦点四、租金的给付?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租赁期间内的租金,二被告应立即给付。在庭审中,二被告也同意给付2014年实际租赁期间内的租金,按照合同的约定,2014年房屋租金从2014年1月20日起计算房屋年租金为270000元,算到2014年7月21日止租金应给付134630元。2014年7月21日后二被告(反诉原告)实际租赁经营的,按合同约定的租金条款另行计算。 另外,争议的移动塔租金24000元,茶楼及桑拿中心的租金76000元,二楼证券中心的租金及补偿费用35000元以及二被告垫付的2012年11月20日前的水电费和原告以前发出的储值卡12000元,韩毅然、郑敏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对韩毅然、郑敏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本院原审判决:一、解除韩毅然、郑敏与常德盈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韩毅然、郑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给付常德盈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金134680元(从2014年1月20日算至2014年7月21日),2014年7月21日以后被告(反诉原告)实际租赁经营的,应按合同约定的租金条款另行计算;三、韩毅然、郑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常德盈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违约金(违约金从2014年1月20日起,每日按年租金270000元的0.05%计付至解除合同之日止);四、驳回常德盈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韩毅然、郑敏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0元,反诉受理费50元,共计6050元,常德盈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550元,韩毅然、郑敏负担3500元。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2013年5月10日,郑敏与韩毅然签订了退伙协议,郑敏从租赁合伙中退出,韩毅然退给郑敏合伙资金55万元,退伙协议签订后,合伙人韩毅然拒付退伙资金,2015年3月18日,郑敏另行起诉,本院支持了郑敏的诉讼请求,韩毅然上诉后,上级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但郑敏在原审时未提及退伙问题,2016年2月29日,郑敏以退伙协议和一、二审判决书为新证据提出申诉,认为已经退出合伙,不再是本案租赁合同纠纷的责任主体,不承担承租期间的合伙债务;2014年5月22日,安乡县公安消防大队向盈嘉资产公司下达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指出经营房屋存在消防隐患,责令采取措施,确保消防安全;2014年7月21日原审判决解除租赁合同至今,其租赁房屋仍然由韩毅然控制并经营;盈嘉资产公司出租的房屋始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房屋经验收合格,有合法的房产证和国土证。该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为法人企业,注册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服务、其他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酒店管理、房屋租赁;2012年消防部门向盈嘉资产公司颁发了住宿特种行业许可证。 再审期间除原审证据外,再审申请人郑敏提供了新证据《民事判决书》2份,拟证明郑敏退出合伙不再向出租方盈嘉资产公司承担给付租金和违约责任的义务;被申请人盈嘉资产公司提供了新证据“消费发票”和《照片》18张,拟证明租赁房屋仍然由承租人郑敏、韩毅然占有使用并进行正常经营。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郑敏提供的新证据属于承租人内部之间的经济纠纷,对郑敏、韩毅然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对本案合同相对方没有约束力,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不予采信;盈嘉资产公司提供的新证据《照片》客观的记录了承租人仍在租赁房屋内继续经营的事实,该证据客观真实,且与本案相关联,予以采信。
合同效力;消防安全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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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认为,二被告作为承租人租赁的是一般房屋,双方对租赁物了解,标的物是符合合同要求的。租赁房屋存在与相邻建筑防火间距不足,疏散通道的宽度不够的问题。该标的物的相邻建筑防火间距和疏散通道宽度均达不到国家标准。承租人取得租赁房屋后从事宾馆经营,提升了消防要求,但阻隔合同目的实现不是必然的,不支持合同无效。 再审认为,该租赁房屋在建成后,一直作为服务性经营场所,本案提及的消防问题,程度不一的存在。但未发现以前有行政管理部门禁止其经营的记录。本次公安消防的通知是整改,并不是禁止经营。公安部2012年颁布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强制消防要求达标的范围,是指在50米以下的建筑物。也就是该房屋作为租赁物建立合同关系,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他字第11号函复《关于未经消防验收合格而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如何认定其效力》的相关意见,认定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成立并有效。
合同效力;消防安全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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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房屋消防要求不达标,能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是否当然无效的问题。
合同效力;消防安全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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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4日,被告陈世周驾驶琼01-25348号四轮农用拖拉机与原告驾驶的琼CCM158号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原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武警海南总队医院住院治疗至2015年6月5日出院,共住院治疗62天。2015年4月15日,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原告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被告陈世周仅向原告支付了2000元医疗费,其余费用均未予以赔偿。本院认为:一、原告的姐姐在没有取得原告授权的情况下,无权对原告的权利进行处分。因此,调解协议无效。二、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的计算及认定的问题。依法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损失共计132784.53元,其中:一、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的项目有:医疗费8661.3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营养费3000元,合计14761.32元,由被告人保海南分公司在医疗费10000元的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10000元,不足部分(14761.32元-10000元=)4761.32元的70%,即4761.32元×70%=3332.92元由被告陈世周承担; 二、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伤残赔偿限额的项目有:误工费13625.26元、护理费4541.75元、交通费8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残疾赔偿金89256.2元,共计113223.21元,由被告人保海南分公司在死亡伤残赔偿110000元的限额赔偿原告110000元,不足部分3223.21元(113223.21元—110000元)的70%,即3223.21元×70%=2256.25元由被告陈世周承担; 三、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财产损失限额的项目有:摩托车修理费2000元,由被告人保海南分公司在财产损失赔偿2000元的限额内赔偿原告2000元; 四、鉴定费2800元的70%即1960元(2800元×70%),由被告陈世周承担。 综上所述,被告人保海南分公司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给原告人民币122000元,被告陈世周应赔偿给原告人民币7549.17元。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调解协议;交强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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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的姐姐在没有取得原告授权的情况下,无权对原告的权利进行处分。因此,应认定该调解协议无效;二、依法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损失共计132784.53元;三、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财产损失限额的项目有:摩托车修理费2000元,由被告人保海南分公司在财产损失赔偿2000元的限额内赔偿原告2000元; 四、鉴定费2800元的70%即1960元(2800元×70%),由被告陈世周承担。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调解协议;交强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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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方在交警支队调解时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有效,被告陈世周是否还应对原告罗章的损失予以赔偿;二、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的计算及认定的问题;三、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调解协议;交强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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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认定,2014年9月13日21时30分许,被告人尼亚孜·伊敏在本市徐汇区罗香路***号长桥*村大门附近,尾随被害人袁某,从其背在左侧的单肩挎包内窃得钱包一个,内有钱款人民币550元等财物。由于袁某及时发现,尼亚孜·伊敏遂将所窃钱包归还给袁某。此时,在该处巡逻的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民警印某某、姜某某发现后,即向尼亚孜·伊敏表明身份并对其实施抓捕。尼亚孜·伊敏随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与民警对峙,并拿出一玻璃瓶状物体扬言是炸弹而相威胁。对峙数分钟后,尼亚孜·伊敏逃至徐汇区百色路汇成五村附近,在特警赶至现场持枪对其压制后尼亚孜·伊敏才放弃抵抗。尼亚孜·伊敏到案后拒不供认上述犯罪事实。 原审确认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被害人袁某的陈述,证人印某某、姜某某、李某某、曹某、朱某等的证言,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调取证据清单、赃物照片、抓获经过、刑事判决书等。原审法院据此认为,被告人尼亚孜·伊敏在实施盗窃犯罪后,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相威胁,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尼亚孜·伊敏系累犯,依法从重处罚。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被告人尼亚孜·伊敏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上诉人尼亚孜·伊敏上诉提出,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出庭意见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尼亚孜·伊敏犯抢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尼亚孜·伊敏在实施转化型抢劫的过程中,既没有实际控制被害人的财物,也没有造成实际的人身伤害,其行为构成抢劫未遂而非既遂,原判适用法律不当,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原审判决相同。原判所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经原审出示、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现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一、上诉人尼亚孜·伊敏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 经查,被害人袁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9月13日晚,袁沿罗香路行至长桥*村北门附近,发觉其背在身上的挎包晃动,遂转身看到上诉人尼亚孜·伊敏手里拿着袁的钱包,尼亚孜·伊敏见状把钱包塞回袁的挎包内。证人印某某、姜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9月13日晚,印、姜在罗香路执行反扒任务时发现尼亚孜·伊敏形迹可疑,在跟踪至长桥四村北门时,看到尼亚孜·伊敏从一女子挎包内窃取出一只钱包,在被该女子发现后,尼亚孜·伊敏遂归还钱包并离开。后印某某向尼亚孜·伊敏表明警察身份并欲实施抓捕时,尼亚孜·伊敏持刀威胁并拒捕,又在逃跑过程中多次持刀威胁,并掏出一玻璃瓶状物体扬言是炸弹。尼亚孜·伊敏在逃到汇成*村附近时,被赶到现场的特警持枪压制后才放弃反抗。上述证据与自发参与抓捕的行人李某某、曹某的证言,出警的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特警支队民警朱某的证言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尼亚孜·伊敏在盗窃他人财物后,为抗拒抓捕而使用暴力相威胁,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尼亚孜·伊敏关于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上诉人尼亚孜·伊敏的行为构成抢劫既遂还是未遂 本院认为,上诉人尼亚孜·伊敏在盗窃后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以使用暴力相威胁,其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转化型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暴力、胁迫行为与取财行为发生的先后顺序有差异,在构成要件方面并无本质区别。根据法律规定,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具备劫取财物或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之一的,属抢劫既遂。同理判断转化型抢劫是否既遂也应当看上诉人是否最终获取了财物或是否给他人造成轻伤以上后果。本案中,尼亚孜·伊敏虽然短暂地从被害人的挎包内取出钱包,但在被被害人发现后又随即归还,尼亚孜·伊敏在整个转化型抢劫行为实施终了后未能劫得被害人财物。此外,尼亚孜·伊敏抗拒抓捕的行为也未对他人造成轻伤以上后果,故尼亚孜·伊敏的行为属抢劫未遂。原判认定尼亚孜·伊敏的行为系抢劫既遂不当,检察机关的相关出庭意见依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
抢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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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型抢劫是否既遂要看暴力、胁迫等实行行为实施完毕后被告人是否最终控制了财物。被告人虽窃取了财物,但暴力、胁迫行为实施完毕时被盗财物被追回的,其行为仅转化为抢劫未遂。
抢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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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在扒窃他人财物的过程中被被害人察觉,随即归还财物,并采用持刀威胁等手段暴力抗拒民警抓捕,其行为构成抢劫既遂还是未遂。
抢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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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于2013年10月9日对原告作出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在废酸贮存时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材料;将含酸污泥、煤焦油渣倒入炉渣中一起贮存;废酸产生量、去向不明,对原告处以10万元罚款。被告向本院提供其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送达回证;3、送达照片;4、2013年6月9日现场检查(勘验)笔录;5、2013年6月14日现场检查(勘验)笔录;6、现场检查照片;7、市环沣渭限改(2013)90号《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决定书》;8、送达照片;9、2013年6月24日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0、2013年6月24日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1、现场检查照片;12、市环沣渭限改(2013)95号《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决定书》;13、市环沣渭罚告(2013)50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14、市环沣渭听告(2013)17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15、送达回执;16、送达照片。以上证据证明其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七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一项。 原告陕西捷瑞钢结构制造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称,其系具有合法完备的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2012年12月,征收实施单位以阿房宫遗址保护项目为由对其进行拆迁改造,因补偿标准问题,其与征收单位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2013年11月22日,被告向其送达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10万元的罚款。被告滥用行政职权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后其向陕西省环境保护厅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被告的处罚决定,其不服,诉至法院。现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其提供以下证据:1、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陕环复决字(201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企业营业执照,证明其经营范围。 被告西安市环境保护局辩称,2013年6月9日、6月14日、6月24日其在原告处检查时,发现原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煤焦油渣、含酸污泥均属于危险废物,废物代码分别是HW34、HW11、HW17。原告在废酸贮存时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材料;将含酸污泥、煤焦油渣倒入炉渣中一起贮存;废酸产生量、去向不明。其于2013年9月26日向原告送达《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决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13年10月9日,其对原告作出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3年11月22日送达原告。其作出的处罚决定有理有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3无异议;证据4中的签字人已离开公司,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实,无公司员工签名,见证人身份不清,部分记录与事实不符;证据5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捷瑞热镀锌公司和见证人的签字;证据6不能证明被告列明的事实;证据7的处罚主体错误,依据事实不清;证据8无异议;证据9中签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部分记录与事实不符;证据10部分记录与事实不符;证据11与事实不符;证据12、13、14的处罚主体错误,依据事实不清;证据15、16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原告所称被检查人签字问题,不足以否定被告证据的合法性,被告的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调查、处罚的过程,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被处罚、申请复议及复议结果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9日、6月14日、6月24日,被告在原告处检查时,发现原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煤焦油渣、含酸污泥均属于危险废物,废物代码分别是HW34、HW11、HW17。原告在废酸贮存时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材料;将含酸污泥、煤焦油渣倒入炉渣中一起贮存;废酸产生量、去向不明。被告于2013年9月26日向原告送达《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决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13年10月9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10万元罚款,并于2013年11月22日送达原告。后原告向陕西省环境保护厅申请行政复议,陕西省环境保护厅以陕环复决字(2014)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另查明,原告与西安热镀锌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被告现场检查地点均为原告所在地三桥和平村。
危险废物;行政处罚;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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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在废酸贮存时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材料;将含酸污泥、煤焦油渣倒入炉渣中一起贮存;废酸产生量、去向不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五条责令原告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处10万元的罚款,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被告针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依法向原告告知了相关权利。综上,西安市环保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并且符合法定程序。另需指出,被告于2013年10月9日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3年11月22日送达原告,超过了法定送达期限,但该瑕疵不足以否定被告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因此,行政处罚决定合法。
危险废物;行政处罚;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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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环保局逾期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违法
危险废物;行政处罚;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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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3日,原告向被告牛旭东向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其称人人乐天津西湖道购物广场所购买的“口水族鱿鱼丝”含有甲醛、淀粉,要求被告依法受理并立案查处,将查处情况及处理结果书面向其告知。被告于2017年9月26日收到原告举报后,依法对投诉举报线索进行核实,并履行了现场检查、询问、抽样检验、法协助调查函、办理延期处理结果告知、立案,并于2017年3月10日履行了将原告投诉举报予以立案的结果告知原告的法定职责。 原告牛旭东诉称,2016年9月23日,原告向被告举报在辖区内人人乐天津西湖道购物广场所购买的“口水族鱿鱼丝”添加致癌物甲醛和淀粉,要求被告依法查处。被告称于2016年9月26日收到。依照《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被告已超出法定期限,至今没有做出处理决定,没有履行其法定职责,为维护消费者饮食安全及身体健康,为督促被告依法行政,故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的证据: 1、2016年9月19日的投诉举报函、身份证复印件、购买小票,公证书一份; 原告用以证明2016年4月21日,原告在人人乐西湖道店购买鱿鱼丝,且原告的购买行为和送检过程合法。 2、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 该证据原告用以证明天津市工商局在2009年已验证鱿鱼丝产品中含有甲醛行为。 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辩称,被告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并向原告进行了反馈。2016年9月26日被告收到原告举报后,依法对投诉举报线索进行核实,依法履行了现场检查、询问、抽样检验、发协助调查函、办理延期处理结果告知、立案。被告于2017年3月10日履行了对原告举报予以立案并告知原告的法定职责。目前,原告投诉举报已转为行政处罚案件,正在查办过程中。被告依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办法》第20条,反馈处理结果时间为自受理之日起60个工作日,情况复杂的经批准可再延长30个工作日,且办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因检验检测,专家评审论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从原告投诉举报,被告依法履行相关程序,进行检验和两次协查期限,办理了延期审批手续,并将延期情况告知了原告。在诉状中,原告适用《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是错误的,该《办法》已经失效,已被2016年3月1日施行的《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所取代,原告以失效的法律依据用于本案是错误的。综上,被告行政行为不存在原告所诉的违法情形,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第五条。 该依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具有对举报内容进行立案查处的法定职权以及职权依据。 2、2016年9月26日《12315消费者举报转办单》、2016年9月19日原告的《投诉举报函》、原告提供的检验报告(NO.2016-WT-113)、原告提供的《公证书》(2016)津北方证经字第3113号),原告身份证复印件。 该组证据被告用以证明案件来源与原告举报内容及被告接到举报时间。 3、2016年10月11日的《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及现场拍摄的涉案商品照片、2017年1月10日、2017年3月1日、2017年3月8日对被举报人的《询问调查笔录》各一份。 该组证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针对原告举报内容履行现场检查与调查询问职责。 4、被举报人的《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授权委托书》各一份。 该证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履行了核查被举报人主体资格及委托代理人资格的职责。 5、《南开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任务委托单》及其附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任务委托书检测项目明细》、南开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环节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三份(分别是NKLT16203201,NKLT16203202、NKLT16203203)、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样品移交确认单、KQ1016W-001检测报告、KQ1016W-002检测报告、KQ1016W-003检测报告各一份、2016年10月20日《现场检查笔录》一份。 该组证据被告用以证明2016年10月11日被告对当事人销售的产品进行委托检验、被告于2016年10月19日收到检测结果,并于次日将检测结果送达被举报人。检测时间为2016年10月11日——2016年10月19日。 6、2016年11月22日《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关于核查鱿鱼丝产品中含有甲醛有关问题的函》、2016年11月24日的邮寄凭证及2016年11月25日的投递情况网络查询截图、2016年12月20日《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协查成都采阳实业有限公司有关情况的复函》及其附件、2016年12月26日邮寄凭证及2016年12月28日被告收到复函的网络查询截图。 该组证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就原告主张事项有关内容,第一次向涉案食品生产企业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函,要求协助调查。要求协助调查时间为2016年11月24日至2016年12月28日。 7、2017年1月25日《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关于核查鱿鱼丝产品中含有甲醛有关问题的函》、2017年1月25日邮寄凭证及2017年2月1日投递情况网络查询截图、2017年2月10日《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协查含有甲醛的鱿鱼丝产品的生产者问题的复函》及其附件,2017年2月15日邮寄凭证及2017年2月17日被告收到复函的网络查询截图。 该组证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就原告举报事项有关内容,第二次向涉案食品生产企业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函,要求协助调查。要求协助调查时间为2017年1月25日至2017年2月17日。 8、2017年2月15日被告向原告告知案件延期办理的短信截图、2017年3月10日被告向原告告知举报已经立案的情况的短信截图。 该组证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将案件进程及延期办理告知原告、被告向原告反馈办理情况。 9、《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食品药品处罚程序规定》第七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关于区(县)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该组依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规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牛旭东对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4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5、6、7、8、9有异议,认为被告对原告举报内容没有立刻进行检查,故对在2016年10月11日检查形成的笔录有质疑,认为被告并没有对原告举报中的淀粉进行检测。原告认为被告在调查过程中亦无需向成都方面邮寄函件,造成延期。对于被告提出的以短信告知原告的方式,原告亦不予认可。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对于原告牛旭东提交本院的证据,认为已超过举证期限且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明2016年4月21日,原告在人人乐西湖道店购买鱿鱼丝,并将其送检,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的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采信。被告的证据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且证据来源形式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23日,原告牛旭东向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称,2016年4月21日其在人人××天津××道购物广场店购买的“口水族”鱿鱼丝含有甲醛、淀粉。被告于2016年9月26日受理原告投诉后,对涉案商品于2016年10月11日依法进行检查及询问,并对被举报人的主体资格依法进行核查。并于2016年10月11日-10月19日,对涉案商品依法进行检测,于2016年11月24日-12月28日和2017年1月25日-2月17日两次发函至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对方协助调查。并于2017年2月15日,以短信形式告知原告案件延期办理,后被告于2017年3月10日以短信形式告知原告举报已经立案的情况。原告对被告履行的上述行政行为不服,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对原告的举报案件履行告知处理决定的职责。
消费者权益保护;履行法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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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具有依法规范和维护本行政区域内市场交易行为,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的法定职责。针对原告的投诉举报,被告依法进行了现场调查、询问、送检、要求协查等程序,对举报情况已进行立案处理,并告知原告。原告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不能成立。
消费者权益保护;履行法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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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原告所诉的超期程序违法情形。
消费者权益保护;履行法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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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605000元的犯罪事实 (一)收受郦某贿赂55万元的事实。 2007年,郦某欲在杭州成立一家从事环保业务的公司,为开拓衢州市场,需得到时任衢州市环保局局长被告人江某的关照,郦某邀请江某儿子江某甲(另案处理)合伙开办环保公司,江某甲将此事告诉江某,在征得江某同意后,江某甲答应与郦某等人合伙成立公司。郦某承诺给江某甲20%股份,并替江某甲出资6万元用于公司验资注册。2007年3月公司成立,名称为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万元。2009年,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全额出资成立了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江某利用衢州市环保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帮助某公司开展环保业务并盈利。2009年至2012年,郦某以江某甲占股20%为由,以公司分红的名义,通过江某甲送给江某现金共55万元。 (二)收受周某贿赂5万元的事实。 周某系衢州市环保局原办公室主任姜某的丈夫,其女婿蒋某在衢州市环保局衢江分局工作。周某为了与被告人江某搞好关系,希望江某能够在蒋某工作上给予关照,分两次送给江某现金共5万元,江某予以收受,分别为: 1、2006年春节前后的一天,江某在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收受周某送的3万元现金,并占为己有; 2、2007年春节前后的一天,江某在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收受周某送的2万元现金,并占为己有。 (三)收受徐某贿赂5000元的事实。 徐某系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原副站长。2011年春节前,徐某为了获取时任衢州市环保局局长江某在其竞聘衢州市环保局监测中心站副站长过程中的帮助,在江某办公室送给江某5000元现金,江某予以收受,并占为己有。 二、贪污49990元的犯罪事实 2010年5月,被告人江某儿子江某甲准备在衢州市东方大酒店举办婚宴,婚宴酒店相关事宜由其下属姜某(时任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负责。在婚宴前的菜品试吃时,江某经姜某提议,同意增加一道龙虾以提升婚宴档次,并欲将龙虾费用从衢州市环保局财务上支付。后衢州市东方大酒店在江某甲婚宴菜品中增加了龙虾。事后该笔49990元的龙虾费用从衢州市环保局财务报销支付。 三、私分国有资产409000元的犯罪事实 2010年至2011年期间,时任衢州市环保局局长的被告人江某违反规定,授意单位财务人员通过虚构会议费、招待费、土特产费等名义从衢州市环保局账户、下属的监察大队账户、监测中心站账户上列支并套取款项409000元,用于购买东方购物卡,并以过节费的名义发放给全体职工。 公诉机关就起诉指控的上述事实向法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江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占为己有,数额为605000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被告人江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为49990元;被告人江某作为单位负责人,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其行为已分别触犯《中某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江某归案后如实供述部分受贿及贪污、私分国有资产的犯罪事实,应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罚。 被告人江某的辩护意见为:1、指控受贿事实中,在某公司入股的6万元是江某甲自己出资,按股分红的,其未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公司盈利;2、对指控的其他犯罪事实无异议,但其主观上无私分国有资产的故意。 被告人江某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某收受郦某贿赂55万元的证据不足,该指控所依据的江某及江某甲的有罪供述因存在侦查人员指供、诱供等情况,故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证人郦某的证言多处反复、前后矛盾、不合常理以及缺乏客观证据印证,不应采信。2、被告人江某不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其行为未违反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所指的“国家规定”,且其主观上无私分国有资产的故意。3、鉴于江某有认罪、退赃、初犯等情节,建议对其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提交及申请法院调取江某甲银行交易记录、机动车行驶证。 经法庭审理查明: 衢州市环境保护局的主要职责有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监督管理污染防治工作,负责环境监理和行政稽查工作,监督实施国家及行业环境保护的标准规范,组织实施各项环境管理制度,负责环境监测工作等。被告人江某于2001年9月至2011年7月期间,任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主持全局党政工作,分管人事、财务等工作,2011年7月任调研员。 一、受贿犯罪事实 (一)收受郦某贿赂6万元的事实 2007年年初,郦某欲在杭州成立一家从事环保业务的公司,为开拓衢州市场,得到时任衢州市环保局局长被告人江某的关照,郦某邀请江某儿子江某甲(另案处理)合伙开办环保公司,江某甲将此事告诉江某,在征得江某同意后,江某甲答应与郦某等人合伙成立公司。经商定,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郦某占股30%,潘某占股25%,孙某占股25%,江某甲占股20%。郦某向江某甲提出要替江某甲出资6万元用于公司验资注册,江某甲将此事告知江某,江某表示同意,后江某甲收下郦某所送的6万元并存入公司验资账户。2007年3月公司成立,名称为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2009年3月,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全额出资成立了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某公司)。某公司在衢州从事环保相关业务,并从衢州市环保局承接了环保工程运维业务。2009年至2012年,某公司按照各股东的出资比例进行分红,江某甲依据其所持的20%公司股权分得55万元,江某甲收到上述款项后均告知江某,经江某授意后处分。 (二)收受周某贿赂5万元的事实 周某系衢州市环保局原办公室主任姜某的丈夫,其女婿蒋某在衢州市环保局衢江分局工作。周某为了与被告人江某搞好关系,希望江某能够在蒋某工作上给予关照,分两次送给江某现金共5万元,江某均予以收受,分别为: 1、2006年春节前后的一天,江某在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收受周某送的3万元现金,并占为己有; 2、2007年春节前后的一天,江某在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收受周某送的2万元现金,并占为己有。 (三)收受徐某贿赂5000元的事实 徐某原系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2011年春节前,徐某为了获取被告人江某在其竞聘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过程中的帮助,在江某办公室送给江某5000元现金,江某予以收受,并占为己有。 二、贪污49990元的犯罪事实 2010年5月,被告人江某儿子江某甲准备在衢州市东方大酒店举办婚宴,婚宴酒店相关事宜由其下属姜某(时任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参与。在婚宴前的菜品试吃时,经姜某提议,江某同意增加一道龙虾以提升婚宴档次,并欲将龙虾费用从衢州市环保局财务上支付。后衢州市东方大酒店在江某甲婚宴的菜品中增加了龙虾。事后,该笔龙虾费用49990元从衢州市环保局财务报销支付。 三、私分国有资产409000元的犯罪事实 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江某违反规定,授意单位财务人员通过虚构会议费、招待费、土特产费等名义从衢州市环保局账户、下属的衢州市环境监察支队账户和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账户上列支并套取款项409000元,用于购买东方购物卡,并以过节费的名义发放给全体职工,江某分得5000元。 案发后,被告人江某的妻子阮某替江某退出2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书证:(1)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中共市环保局党组文件、衢州市人民政府干部任免通知、公务员登记表、入党志愿书等,证明衢州市环境保护局的主要职责有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监督管理污染防治工作,负责环境监理和行政稽查工作,监督实施国家及行业环境保护的标准规范,组织实施各项环境管理制度,负责环境监测工作等。被告人江某于2001年9月至2011年7月期间,任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主持全局党政工作,分管人事、财务等工作,2011年7月任调研员,协助党组书记、局长指导调研环境保护事业的一些重大问题,联系环保产业协会。(2)工商登记、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证明杭州某公司、衢州某公司的基本情况,2007年3月成立的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万元,四股东中江某甲出资6万,2008年核准变更股东,其中江某甲变更为童某;2009年3月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全额出资成立了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从事环保相关业务;衢州市环境监察支队系事业法人,主管机构为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系事业单位法人,举办单位为衢州市环境保护局。(3)衢州市环保局党组文件及会议纪要、合同、财务凭证,证明2010年9月衢州市环保局党组会议决定将三个地表水自动监测站和二个空气自动站委托给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运维,江某参与党组会议决定,并在支付运行维护费的发票上签字同意。(4)收款收据、记账凭证、银行交易单,证明收款收据显示2012年6月12日杭州某公司收到阮某6万元,中国银行业务交易单显示2013年5月20日杭州某公司入账57000元,杭州某公司记账凭证显示2013年5月30日公司入账57000元现金。(5)记账凭证,证明2009年11月至2012年,郦某从杭州某公司以提备用金、工资、差旅费等名义提取现金情况。(6)中国银行交易账单、对公现金缴存单,证明2007年3月16日江某甲存入现金6万元到中国银行杭州某公司账户。(7)婚宴订单、记账凭证,证明江某甲在东方大酒店定婚宴的情况。(8)记账凭证、转账凭证、支付通知单、发票、会议文件,证明2010年5月、12月,从衢州市环保局账户、市环境监察支队账户、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账户分别向东方大酒店支付费用情况,发票联均有江某签字同意;东方服务账单显示2010年5月10日市环保局消费龙虾共39900元,2010年5月25日市环保局消费龙虾共10000元。(9)记账凭证、网上银行转账凭证、发票联、接访方案、省环保厅文件、丁某工作笔记等,证明记账凭证已经姜某辨认,根据丁某笔记本记录2010年8月至9月期间及2011年1月,衢州市环保局分别发放东方购物卡共160000元及249000元;相关记账凭证显示2010年8月衢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向东方商厦支付土特产费32000元,2010年9月衢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向东方大酒店支付会务费27000元,2010年8月衢州市环境检测中心站向东方大酒店支付会务费53000元,2010年8月衢州市环境检测中心站从东方商厦支付土特产费48000元,共计160000元,2011年1月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向东方集团支付会议费43440元,2011年1月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向东方商厦支付购买土特产款28560元,2011年1月衢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向东方集团支付会议费23755元,2011年1月衢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向东方商厦支付货款15245元,2011年1月衢州市环境检测中心站向东方集团支付会务费91768元,2011年1月衢州市环境检测中心站向东方商厦支付土特产费46232元,共计249000元,以上发票联均有经办人丁某签名,发票联上有江某签字同意。(10)《关于调整浙江省环境监测专业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同意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复函》等,证明环境监测费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环境影响评价费从2001年起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11)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证明预算外资金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主管部门或政府委托的其他机构(以下简称“部门和单位”)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而收取、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的各种财政性资金,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里通过市场取得的不体现政府职能的经营、服务性收入,不属于预算外资金,必须纳入单位财务收支计划,实行统一核算。(12)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印发《关于环保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经费安排的实施办法》的通知,证明各级政府环保行政机构及监督执法机构履行环境管理和监督职责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安排,向政府环境管理和社会公众提供环境技术服务的环境监测机构、信息机构、放射性及危险废物管理机构所需的经费,由同级行政预算资金和本单位经营服务性收入统筹安排。(13)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意见﹥的通知》、《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具体规定》,证明凡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未列入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帐内或未纳入预算管理,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均属“小金库”。主要包括各项生产经营收入、各项服务和劳务收入、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14)《衢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2010年3月衢州市财政局对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做出的行政处理决定:①根据规定要求你单位加强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的编制管理,规范编制单位预算,同时将取得的环评费、监测费收入全额纳入市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②责成你单位对职工技术协会及时进行清理,撤销技协账户,并将结余资金如数上缴市政。(15)关于《衢州市环保局财政财务检查报告》有关事项及整改落实情况的说明,证明2010年3月衢州市环保局就衢州市财政局的财务检查做出相应说明及整改意见,市环保局认为环评费、监测费属于经营性服务收入,环评费、监测费是财政预算外资金,用于补充财政预算内不足,市环保局已于2008年12月主动撤销了职工技协账户,资金全部纳入财政专户核算。(16)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人事部、审计署《关于严肃纪律加强公务员工资管理的通知》,证明自通知下发之日(2005年6月7日)起,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在国家统一工资政策之外新设津贴、补贴、奖金项目,一律不得提高现有津贴、补贴、奖金的标准和水平,一律不准以现金或其他任何形式发放新的福利。(17)扣押财物清单、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明阮某于2014年1月26日向衢江区人民检察院交暂扣款200000元。 2、被告人江某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其于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任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后任调研员,2007年的一天其儿子江某甲打电话和其说浙江大学有个叫郦某的人要和浙江工商学院的潘院长、孙教授成立一个从事有关环保业务的公司,郦某邀请他入伙,他自己也不懂环保业务,问其行不行,其表示同意,后其通过江某甲认识了郦某,在该公司注册前,江某甲又打电话告诉其公司名称为杭州某,注册资本金是30万元,郦某占股30%,潘院长和孙教授各占股25%,江某甲占股20%,郦某要送江某甲6万元钱用于缴纳新公司的股本金,江某甲自己拿不定主意,问其能不能收,其告诉江某甲说这钱其实是冲其来的,这6万元钱先收下把股本金交掉,江某甲就按照其的意思将这6万元钱收下来并用于缴纳公司股本金了;杭州某成立初期没有分红,2009年左右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成立,公司经营重点逐步放到了衢州地区,效益逐步好转并开始有了分红,郦某、江某甲都和其讲过某公司分红是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配的,分红的钱都是由江某甲拿回家,总额大概50多万;成立公司时江某甲无相关环保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父子二人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2008年或2009年,受浙江、衢州环保系统相关人员被查处等影响,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其和江某甲商议将江某甲名下的某的股份转到江某甲同学童某名下,但实际股东还是江某甲;其认为郦某邀请江某甲合伙开公司又送上述6万元股本金,主要是为了在开拓和发展衢州地区市场时,得到作为衢州市环保局局长的其的帮助和支持;衢州市环保局对于衢州市企业的环保工程项目有检查、监督的权利,某公司从环茂公司承接了衢州企业环保工程的运维业务,原先衢州地表水维护运营都是市环保局自己维护运营,后确定由衢州某公司来承接三个地表水自动站和二个空气自动站的运维业务;(时间)郦某被检察机关抓走后,其心里感到不踏实,就要求其妻子阮某和江某甲一起将6万元现金还给杭州某公司,并要求某公司出具退款凭证时将还款时间提前到郦某被抓之前,后阮某回来告诉其已将钱退掉,由于取款时比较匆忙,少退了二三千元;其还和江某甲曾多次探讨6万元干股的问题,其当时要求江某甲记牢杭州某公司的股份是他实际出资,按股份分红就好了;其对收受周某5万元、徐某5000元、贪污49990元的事实供认不讳,与相关证人证言、书证等能相互印证;从2001年其担任衢州市环保局局长至2011年,其单位过年过节均以现金或购物卡形式发放福利,2009年之后,经其同意后单位财务人员从市环保局大帐中以“会务费、餐费、接待费”等名义套取资金购买购物卡发放给员工,所有员工发放金额一致。 3、证人证言:(1)证人江某甲的证言,证明其于2006年年底左右经朋友介绍认识郦某,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郦某和其说想成立一家做环保工作的公司,问其是否有兴趣,之后其打电话问父亲江某是否同意其和郦某等人合伙开公司,同时也将公司的相关事项向父亲做了介绍,父亲对此表示同意,经与郦某、潘某、孙教授商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万元,主要是从事环境工程方面的业务,郦某占股30%,孙教授和潘某分别占股25%,其占股20%,过了不久,郦某到其位于杭州的住宅楼下,将6万元现金交给其,说是他给其的6万元股本金,让其自己打到新公司的账号上,等郦某离开其打电话将此事告诉父亲,问收下6万元股本金是否妥当,父亲表示同意,其就将上述6万元现金打到郦某给其的指定账号;杭州某成立前期经营状况一般,基本没什么盈利,2009年左右郦某为了开拓衢州市场成立了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司经营状况好转并陆续有了一些分红,其按股分红得款共56万元,经江某决定用于家庭开支,父子二人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2008年经父子商议,其将名下的20%股份转到同学童某的名下,但实际持股人还是其;2013年4、5月份,郦某被检察机关带走后,其和父亲担心与郦某之间的不正当经济问题暴露,多次商量如何应对检察机关的侦查,商定统一口径说杭州某的股本金是其自己出的;2013年5月,郦某被检察机关调查,其父亲要其和母亲将6万元钱退还给杭州某公司,因时间匆忙,一共退了57000元,当时还让会计出具了6万元的收款凭证,并要求将收款时间写到郦某出事之前。(2)证人郦某的证言,证明2006年下半年左右,其经朋友介绍认识江某甲,得知江某甲的父亲是衢州市环保局局长,2007年其和浙江工商大学孙某、浙江工商大学潘某以及江某甲一起商议欲成立环保公司,在杭州、衢州等地区开展环保业务,主要从事在线监测设备安装、运维以及环境影响评估等业务,注册资金30万元,江某甲占股份20%,其为了能够得到江某的关照,于公司成立前,在江某甲位于杭州的住宅附近,送给江某甲6万元现金用于缴纳股本金,江某甲予以收受,2007年3月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册成立,2009年杭州某公司全额出资成立了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业务重心逐渐转移到衢州,在江某的支持下公司经营状况好转并开始有了分红,2009年至2012年,其按照江某甲20%的出资比例共分给江某甲分红55万元,其中2012年10万元是预发的分红,股东每人都是10万元;2007年3月份左右公司注册成立期间,潘某将他的7.5万元股本金拿给其,让其帮忙交到公司的验资账户,并托其在入账单上签上“陈文娟”的名字,其说股东签字很重要,最好还是让陈文娟自己来签,以后说的清楚,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潘某说没事的,其就跟潘某说,江某甲的6万元股本金是其出的,江某甲从其这里把钱拿去后还是他自己去银行缴款并签字的;2007年10月份左右,某公司作为浙江环茂公司的合作伙伴,在衢州地区开展在线监测设备的安装业务,当时潘某的亲属跟随公司到衢州工作,在此期间,其听到公司和环保局的人在议论杭州某的股东和股份情况,潘某亲属也参与其中,其担心潘某将其给江某甲出股本金的事情告诉亲属,让这个事情暴露,在一次和孙某的聊天过程中,其跟孙某说起其的担心,孙某就知道了其给江某甲出股本金的事情;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其和潘某、孙某以及江某甲在一次聚会中,潘某提出江某局长退居二线了,杭州某可以考虑聘用江某为公司的顾问,当时在场的人没有接话,之后这个事情一直搁置下来,没再提过,据其所知,某公司从未聘请江某为公司顾问,也未向江某支付任何的顾问费或者咨询费之类的相关费用。(3)证人潘某、孙某的证言,证明2007年初其二人和郦某、江某甲一起成立杭州某公司,都是郦某在管理,二人各占股25%,江某甲占股20%,郦某占股30%,江某甲的父亲是衢州市环保局局长,2009年至2012年,二人分别拿到分红60余万元,其中2012年10万元的分红是预发的,分红的具体数额郦某更为清楚;2013年5月左右,江某甲和他母亲阮某来杭州某退6万元钱,阮某说是顾问费,后实际退款57000元,阮某特意交代公司会计将收据的时间提前;潘某的证言还证明2012年春节前,当时江某已经退居二线,有次几个股东以及江某一起聊天时,潘某提出江某当局长时对杭州某及衢州某的业务很支持,现在退居二线了要感谢一下,每个月以顾问费的形式给江某5000元,江某当时没有表态,其他股东也没有接话,大家就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事后大家也再没提过要给江某顾问费的事情;孙某的证言还证明据其所知杭州某未支付江某顾问费;潘某、孙某的证言还分别证明各自听郦某说过江某甲的6万元股本金是由郦某出资,分别与郦某的证言能相互印证。(4)证人孙某甲的证言,证明其系杭州某公司兼职会计,2013年5月的一天,江某甲和他母亲来杭说有笔6万元钱想交还给公司,但他们只带了57000元,让其帮忙垫付3000元,其同意,其给江某甲母亲出具了一张金额为6万元现金的收款收据,并应江某甲母亲的要求把交款时间提前到2012年6月12日。(5)证人童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下半年,江某甲和其说想将公司转到其名下,让其把身份证借他用下,其同意;其是杭州某名义上的股东,不清楚杭州某的情况也没有分到红。(6)证人阮某的证言,证明(时间)江某甲陪其到杭州欲退回杭州某公司60000元现金,实际退还60000元不到一点。(7)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其为了能够成功竞聘衢州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副站长,于2011年春节前,送给江某8000元现金。(8)证人周某、姜某的证言,证明姜某曾系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二人系夫妻关系,为了想把在衢江区环保分局工作的女婿蒋某调到市环保局,分别于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到江某办公室送给江某3万元现金、2万元现金,合计5万元;姜某的证言还证明2010年5月份江某儿子婚礼的酒席方面事务由其负责,试菜当天其向江某提议婚宴中增加一道龙虾,以提高婚宴档次,该笔费用从环保局账户中支出,江某表示同意,后该笔费用共49990元由衢州市环保局支出,当时其要求东方大酒店的朱某开具五张酒水、服务账单,其中1万余元的发票由时任市环保局副局长的赵某帮其分担签字;姜某的证言还证明2008年市财政“四统一”后,单位不能自己决定发放奖金福利,技协账户也被取消,经过江某同意,由办公室操作以会务费、土特产费等形式,从市环保局、监测中心站、环境监察支队三个账户套取资金购买购物卡发放给职工,最后由江某签字同意予以入账,并辨认了相关财务凭证。(9)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东方大酒店工作人员,江某儿子江某甲婚宴试菜当天,姜某找到其说每桌要增加一道龙虾,后婚宴上龙虾的费用共49990元并未与婚宴其他费用一同结算,而是在姜某要求下,酒店开了五张酒水、服务账单,将此笔费用与市环保局结算。(10)证人赵某的证言,证明其原系衢州市环保局副调研员,2010年5月左右江某儿子江某甲的婚宴举行后,姜某让其帮忙从衢州市环保局相关账户操作报销江某甲婚宴上龙虾费用,其帮姜某处理了1万元左右的两张酒水单。(11)证人丁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10年1月至今兼任衢州市环保局出纳,市环保局每年除了按国家规定领取的工资及年底的考核奖励之外,逢年过节局里还会额外发放一些购物卡或现金作为福利,其从2010年开始在笔记本上记录的发放情况显示,2010年8月每人发放2000元购物卡,是以土特产、会务费的名义支付给东方,共160000元,2011年1月5日每人发放3000元购物卡,是以会议费、土特产费等形式支付给东方,共249000元,并辨认了相关财务凭证。(12)证人郑某的证言,证明其自2008年1月至2012年5月任衢州市环保局机关及环境监察支队会计,2008年前环保局存在技协账户时,每年局里会通过该账户以现金形式发给单位职工现金和福利,技协账户被取消后,以现金形式发放福利的情况没有了,之后是局里通过发放购物卡的形式发放一些,每年金额在5000-6000元左右,这些购物卡是从局机关、监测站、监察支队三个账户里通过虚开“会务费、土特产”等发票形式套取资金购买,该项工作由姜某安排丁某具体办理,并让其协助。(13)证人赵某的证言,证明系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副主任,衢州市环保局一共有四个账户,衢州市环保局账户、监测站账户、监察支队账户,还有一个基建账户,衢州市环保局、监测站和监察支队是全额补助拨款单位,资金来源都是财政拨款,监测、环评费是先由其这里开具相应票据,然后相关企业、个人把钱转入衢州市财政的非税专户,排污费大部分企业是委托银行托收进财政非税专户,环评费、监测费进入非税专户后,如果年初预算有的话,可以直接把这些款项以财政拨款的形式从非税专户转入到监测站的账户,排污费进入非税专户后,要上缴国库,收取的排污费的80%划拨到衢州市环保局的账户,再按照实施项目由环保局划拨给各项目实施单位,行政罚款进入非税专户后,然后上缴国库,在其接手后,行政罚款上缴后没有下拨过,监测站、监察支队的支出中招待费需要局长签字,其他费用只要监测站和监察支队的财务负责人签字就可以支出。(14)证人薛某的证言,证明其原系衢州市环保局党组成员,2008年以后市环保局里在春节、中秋、国庆等节日会发放一些福利,一般以衢州东方商厦购物卡为主,每次发放的金额是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一般情况下都是原办公室主任姜某事先与原局长江某沟通,提出给环保局工作人员发放福利的建议,经江某同意并确定具体的发放数额后,会跟班子成员讲一下,之后具体的发放事宜就交给姜某和财务人员去操作。(15)证人江某乙的证言,证明其系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综合室主任,衢州市监测站拥有独立账户,但自身财务一直都是由市环保局的财务室管理,2008年后按规定局里的“技协”账户被取消,局里逢年过节都会统一发放一些购物卡,金额大家都一样。(16)证人任某的证言,证明其系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其辨认2010年8月30日第0010号记账凭证、2011年1月31日第0006号记账凭证以及2011年4月30日第0015号记账凭证及附件,从票据上显示是监测站在衢州市东方大酒店开会的相关费用,但在其印象中,监测站是从来没有在东方大酒店开过会,而且这些发票与附件中相应的会议通知等文件也无法对应,所以其认为这些会议费支出都是虚构的,但是这些费用实际用于何处其不清楚。(17)证人包某的证言,证明其曾任衢州市环境监测站站长、衢州市环保局固体废物监督管理中心主任,2008年衢州环保局存在小金库的问题暴露,经市里相关部门决定取缔衢州环保局的小金库,并规定之后环保局的有关收入必须进入衢州市财政非税专户,市财政在另外按一定额度拨款到衢州环保局及下属的监测站、监察支队,环保局对上述资金就失去了自由支配权,为此局长江某就让环保局有关人员编造虚假的接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各种名目开具正规发票从财政拨款中套取资金,用于环保局职工奖金、福利的发放等,其辨认部分记账凭证是姜某让其签字,并让其找些会议文件做报销依据,其让监测站综合室编造了一些会议文件,事实上这些钱是用于购买购物卡。(18)证人雷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8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任衢州市环保局监察支队支队长,监察支队及监测站有独立的收入及财务,但相应的财务人员都是在局财务办公的,财务人员其实是一套人马,只是独立建账,2008年之后局里小金库问题暴露,市里规定环保局的有关收入必须进入衢州市财政非税账户,市财政再将一部分拨付给监察支队和监测站,环保局就对资金失去了自由支配权,局长江某就让环保局有关人员编造虚假的接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各种名目开具正规发票从财政拨款中套取资金,用于环保局职工奖金、福利的发放等,其辨认部分记账凭证是市局开支从监察支队走账的,不是其监察支队的消费开支。(19)证人姜某的证言,证明2007年5月至2012年4月其任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2012年5月开始任站长,监测站有独立的账户,但由市局的财务统一管理,2008年年底,技协账户被取消,市里要求之后环保局有关收入都必须进入市财政非税专户,然后市财政再按照一定额度拨款到衢州环保局及下属的监测站、监察支队,这样局内部就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为解决这一困难,局长江某就让有关人员从衢州东方大酒店、衢州国际大酒店等地方虚开一定数额的发票,然后通过衢州市环保局及下属的监测站和监察支队将这些发票以各种名义和方式处理掉,最终从市财政拨款中套取一些资金用于环保局职工福利的发放等。 4、鉴定意见,证明经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司法会计鉴定,衢州市环保局在2010年至2011年1月(“四统一”后),无许可依据以单位名义通过购买购物卡发放409000元给个人的财务事实存在。 针对辩解、辩护意见,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1、关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经审理认为,本院通过庭前观看审讯录音录像、询问郦某等方式,未发现侦查机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被告人供述或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的情况,故对于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辩护人提交及申请法院调取江某甲银行交易记录、机动车行驶证,用以证明江某甲在2007年3月从个人账户支取的3.4万元是用于缴纳6万元股本金,2012年5月现金存入个人账户的6.5万元是某公司给被告人江某的顾问费,以及江某甲在某公司成立前没有使用车辆,经审理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证明辩护人欲证明的内容,故对上述证据及申请不予采纳。 3、关于被告人江某提出6万元股本金系江某甲自己出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江某收受郦某贿赂55万元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江某甲的6万元股本金由郦某实际出资的事实,有江某的有罪供述,江某甲、郦某、孙某、潘某的相关陈述证明,且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可以认定。但因江某甲所持20%股权是基于6万元的出资额,并进行了股权登记,实际占有该股权,该股权是具有价值的实质性的财物,而55万元的分红是基于出资比例、依附于股权获得,故应认定江某收受郦某贿赂6万元,分红款55万元是受贿资本的非法孳息。 4、关于辩护人提出私分国有资产罪不成立的问题,经审理认为,衢州市环保局采用虚假名义,从衢州市环保局账户、下属的监察支队、监测中心站账户上列支并套取款项409000元,用于购买东方购物卡,并以过节费的名义发放给全体职工,上述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管理、使用、保护国有资产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被告人江某作为分管财务的衢州市环保局局长,明知上述行为违规仍予允许,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要件。
受贿数额;股本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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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受贿数额的认定问题,经审理认为,江涵的6万元股本金由郦赛忠实际出资的事实,有江云珊的有罪供述,江涵、郦赛忠、孙培德、潘灿根的相关陈述证明,且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因江涵所持20%股权是基于6万元的出资额,并进行了股权登记,实际占有该股权,该股权是具有价值的实质性的财物,而55万元的分红是基于出资比例、依附于股权获得,故应认定江云珊收受郦赛忠贿赂6万元,分红款55万元是受贿资本的非法孳息。该笔非法孳息不能计入受贿数额内,但应当依法追缴,上缴国库。
受贿数额;股本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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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江云珊是否收受郦赛忠6万元作为合伙成立公司的出资款,以及江涵依出资比例分得的55万元是否认定为受贿数额。
受贿数额;股本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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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正德学院发出询价通知书,就测量仪器采购项目进行询价采购,项目内容为全站仪、光学经纬仪各2台及配件,货物总体要求为:供应商提交产品必须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完全符合采购文件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达到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标准,并对来源合法性负责。2014年5月28日,优尊旭公司向正德学院发出投标函,载明其愿以95,780元的总价,接受《询价通知书》关于供货、服务、质量保证等的条件要求。2014年6月13日,正德学院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载明测量仪器采购项目中标单位为优尊旭公司。2014年6月26日,优尊旭公司将货物送至正德学院,由收货人常涛签字确认。2016年1月10日,正德学院发函要求优尊旭公司提供和全站仪相对应的商业发票、报关单及原产地证明。截至本案审理过程中,优尊旭公司仍未提供报关单及原产地证明。
买卖合同;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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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合同的签订以要约、承诺的方式进行;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正德学院向优尊旭公司发出《询价通知书》,优尊旭公司按要求进行投标,正德学院于2014年6月13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确认优尊旭公司为中标单位,并于同年6月26日签收优尊旭公司送至的设备,足以说明双方就成立买卖案涉设备的合同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因而已经成立。
买卖合同;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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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方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正德学院以优尊旭公司未提供案涉两台全站仪的国内代理授权书、报关单、原产地证明为由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能否成立。
买卖合同;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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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监督检查中,在屏山县大乘镇新思维幼儿园储藏室存放待用合格食品的冰箱冷藏室内发现发臭肉馅300克,且该幼儿园在采购肉类等食品中未索取供货方资质证明、采购清单和检疫报告单。据此,屏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为该幼儿园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新思维幼儿园收到决定书后,既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未自动履行处罚决定,屏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行政处罚;行政执法主体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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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相对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既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处罚决定,行政机关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于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行政程序合法,行政执法主体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准予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行政处罚;行政执法主体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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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人民法院何种情况下应当作出执行裁定。
强制执行;行政处罚;行政执法主体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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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至6月期间,原告蒋军胜在销售“口味王”系列槟榔过程中,采用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分别与宁远县辖区内部分经营户签订《口味王槟榔专卖协议》,协议约定经营户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只接受销售原告提供的“口味王”系列槟榔产品,不得再销售其它同类品牌的槟榔产品,由原告每月暗中支付各经营户50元至300元不等的专卖费作为奖励。截止案发时止,原告已支付各经营户专卖费共计117 750元未入账,且未向被告宁远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供会计账簿。2016年10月14日,被告对原告蒋军胜作出的宁市监处字[2016]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蒋军胜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180 000元。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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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军胜为排挤其他竞争对手,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规定了经营户只销售其提供的产品,不得销售其他人提供的其它产品。蒋军胜并在暗中给予了经营户一定数额的现金或物资作为奖励且未如实入账。蒋军胜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已经构成商业贿赂。蒋军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已经构成商业贿赂,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属情节较轻,原则上可以从轻处罚。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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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排挤其他竞争对手,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规定经营户只销售自己提供的产品,暗中给予经营户一定数额的现金或物资作为奖励且不入账的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贿赂。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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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曹×、李晓静、王志兰、曹玉中诉称:曹文杰系曹玉中与王志兰夫妇之子。曹文杰与李晓静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一子曹×。李晓静与曹文杰共同经营北京杰宇兴旺家电销售店(以下简称杰宇兴旺销售店)。2015年6月26日,贾纯友从该店购买了两部空调。曹文杰与店员王仕田便至贾纯友家中进行安装。当日11时,空调的安装工作全部完成,因贾纯友家空调插座未接线,为此,贾纯友要求曹文杰为其接线,曹文杰在接线的过程中触电身亡。曹文杰并无为贾纯友接线的义务,因同村村民,平时较熟识,故义务为其帮工。贾纯友作为被帮人应对帮工人受到的伤害负有赔偿责任。此外,贾纯友自信已经采取断电措施,从而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具有重大过错,对曹文杰的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故我们起诉至法院,要求贾纯友按照70%的责任比例赔偿其死亡赔偿金404520元、丧葬费3877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17935元、尸检费用8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计538813.1元。 被告贾纯友辩称:第一、本案起诉主体欠缺。曹文杰系受杰宇兴旺销售店的指派为我安装空调,其是在履行职务的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故应当追加该销售店为本案的被告,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王仕田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对曹文杰接线的行为应引起充分注意,提示曹文杰断电接线,而不是带电作业。王仕田对曹文杰的触电身亡存在过错,亦应追加王仕田为本案的被告,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我与曹文杰之间不存在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他法律关系。曹文杰、王仕田接受杰宇兴旺销售店的指派为我安装空调,其中所进行的接线行为系安装空调应尽的义务,否则无法完成和保证空调的正常使用。故我们之间不存在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与曹文杰形成法律关系的是杰宇兴旺销售店。第三、曹文杰不具有安装空调上岗资质证,杰宇兴旺销售店亦没有相应资质。故曹文杰所进行安装空调的行为系属于违法行为。第四、我不存在任何导致曹文杰受到伤害的过错行为。我作为空调的购买者,有权享有安装完毕的空调正常使用,杰宇兴旺销售店有义务保证我购买的空调正常使用,因此必然会出现安装过程中为了调试空调进行接通电源的行为。第五、曹文杰主张的尸检费用、曹玉中、王志兰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 经审理查明:曹文杰系曹玉中与王志兰夫妇之子。曹文杰与李晓静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一子曹×。2015年6月26日,贾纯友从北京杰宇兴旺家电销售店购买了两部空调。双方约定购置空调的费用及安装费共计3900元。当日,该店指派曹文杰、王仕田至贾纯友家负责空调的安装。二人将空调安装完毕后准备通电试机。由于贾纯友家东屋空调专用插线板在装修时未接线,为此,曹文杰、王仕田帮助贾纯友将该空调专用插线板的线与东屋外预留的电线连接上,曹文杰至贾纯友东邻居家平房上接线时不慎触电身亡。为此,曹文杰的近亲属诉至本院。 另查明:曹文杰无相应电工资质。曹文杰法定抚养义务人为其子曹×、其父母王志兰(1951年3月13日出生)、曹玉中(1952年4月14日出生)。王志兰与曹玉中共生育二子一女依次为曹艳霞、曹文杰、曹文强。 经本院核实,曹×、李晓静、王志兰、曹玉中的经济损失有:死亡赔偿金404520元、丧葬费3877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179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以上共计731233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曹×、李晓静、王志兰、曹玉中提交的火化证、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死亡医学证明、死亡殡葬证、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接警单、医院记录;本院调取的派出所询问笔录在案佐证。
义务帮工;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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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曹文杰无偿帮助贾纯友将家中的空调专用插线板的线与东屋外预留的电线接上,对此贾纯友未明确表示拒绝,该活动不是安装空调的工作内容,二人形成事实上的帮工行为。曹文杰在此过程中触电身亡,被帮工人贾纯友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曹文杰自身无电工资质,仍带电作业,未能完全尽到自身安全保护义务,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
义务帮工;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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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区分雇佣活动和义务帮工行为
义务帮工;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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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孙彦彬利用与其关系密切的原X大学党委书记孙X彬(庆)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钱款,又通过孙X彬(庆)能够帮助补录学生入学资格的职务便利,收取他人钱款,并向孙X彬(庆)行贿5万元;2005年,被告人孙彦彬为刘X海任法人的X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用品能通过招标进入X学院,介绍其与时任原X学院党委书记孙X彬(庆)认识,在孙X彬(庆)的关照下,刘X海公司的办公用品顺利通过招标进入X学院,为了感谢孙X彬(庆)对公司业务提供的帮助,刘X海送给孙X彬(庆)一台汽车。
利用影响力受贿;介绍贿赂;追诉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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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彦彬(哈)作为时任原X大学党委书记孙X彬(庆)的密切关系人,利用孙X彬(庆)的身份影响力,帮助李X忠、刘X刚谋取肇源县新肇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大415区块恢复工程竞争优势,并从中谋利,数额巨大,其行为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上诉人的犯罪行为尚处于持续状态中,追诉期限的计算依我国《刑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应从其犯罪行为实施终了之日起计算,因此未超出诉讼时效。
利用影响力受贿;介绍贿赂;追诉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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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认定的415号地块工程承包中,被告人孙彦彬所收取的25万元是参与该工程获得的中介收入还是受贿钱款;向孙X彬行贿福特汽车,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利用影响力受贿;介绍贿赂;追诉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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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2日,被告王勇林驾驶车从遂昌县驶往开化县,18时30分许,行驶至山深线1752KM+100M常山县何家乡琚家村路段时,与横过机动车道的原告余祥生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余祥生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王勇林负事故主要责任,原告余祥生负事故次要责任。原告余祥生受伤后,被送往常山县人民医院治疗,共住院27天,用去医疗费14252.12元。2014年10月22日,衢州天恒司法鉴定所对原告误工、护理及营养期限进行了鉴定,评定休息期限为损伤之日起至鉴定前一日止,护理期限为50日,营养期限为60日,用去鉴定费840元。浙KU2921号轻型普通货车系被告范新明所有,在被告安邦财险浙江公司投保交强险。被告范新明和王勇林长期在一起务工,事发当天,俩人从遂昌前往开化华埠务工,因被告范新明身体不适,请求被告王勇林代为驾驶,但被告王勇林仅取得准驾驶车型为G的驾驶证,不具备驾驶轻型普通货车的资格。事发后,被告范新明支付了8100元医疗费用。原告余祥生要求三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9565.19元,其中被告安邦财险浙江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王勇林和范新明承担。被告安邦财险浙江公司辩称由于驾驶员王勇林系无证驾驶,我公司仅承担垫付责任,鉴于本案诉讼标的较小,法院应判决由被告王勇林和范新明直接赔付,请求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另外,被告范新明已支付医疗费8100元,即使法院判决我公司承担垫付责任,也应扣除上述医疗费。
交强险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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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是任何机动车上路都必须投保的强制保险,发生交通事故时,除了是受害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情形外,保险公司都必须先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受害人已从无证驾驶侵权人处获得部分赔偿时,保险公司不应扣减该部分赔偿责任,如侵权人存在无证驾驶等违法情况,保险公司可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
交强险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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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已从无证驾驶侵权人处获得部分赔偿时,保险公司是否可扣减交强险范围内该部分赔偿责任
交强险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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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公司为通海公司的股东之一。通海公司向嘉宸公司借款,发生过借款纠纷,法院将通海公司部分资产(此部分资产为海马公司出资)进行拍卖。后通海公司向工商银行借贷,海马公司提供担保,后工商银行几经辗转将其债权让与给嘉宸公司,嘉宸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海马公司出资不实,且滥用通海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巨额债务,请求海马公司应对通海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驳回了嘉宸公司的诉讼请求。后嘉宸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海马公司向嘉宸公司偿还相关债务。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人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出资义务;连带责任;出资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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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理法人人格否认案件时,考虑到债权人处于信息劣势而举证困难等因素,裁判中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债权人用以证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证据令人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形下,将没有滥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诉股东。但上述举证责任调整的前提,应是作为原告方的债权人已举出盖然性的证据证明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了损害的结果,而不是当然的举证责任倒置。
人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出资义务;连带责任;出资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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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法人人格否认案件审理中是否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人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出资义务;连带责任;出资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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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余松根诉称,原、被告一直有生意来往,于2013年8月底被告称“其最近资金周转不灵,尚欠工人工资未能发放,希望原告作为朋友帮助,借15万元度过难关”。被告口头承诺借款能在五个月内归还,并愿意拿面值25万元的支票作为担保。原告于2013年11月11日通过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网银转账借款到被告王海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东城支行的账号14万元,并现金借款1万元给被告,共借款15万元。借款之后,被告还通过信息确定收到原告借款的事实,为此,原告并没有要求被告写下借条。 期届满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偿还借款,被告一直推延。原告急需用钱,于2015年3月30日拿支票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兑现,得到知该支票无法兑现(理由是该账户长期不动户停止结算)。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借款150000元及利息。 被告黄海全辩称,本案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汇入被告账户的款项是原被告之间的其他生意往来的款项,被告没有使用过涉案的手机号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余松根于2013年11月11日通过其开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户网银现金转账方式,将现金人民币140000元转账到被告王海全开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的账户。以上网银转账存款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转账凭单、明细清单为据。
电子证据;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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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15万元,要求被告清偿,原告只是提供了其在2013年11月11日通过工商银行网银转账方式存入被告账户14万元的银行转账凭单、明细清单,而没有向法院提供欠款人出具的借款凭证或其他能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证据。且被告辩称该网银转账存款14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原、被告之间的其他生意往来款项。故此,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偿还借款15万元及利息,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应予驳回。原告主张借款之后被告还通过信息确定收到原告的借款,因被告称没有使用过涉案的手机号码,且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涉案的手机号码就是本案被告王海全使用的手机号码,也无法确认原告手机所收到的借款信息就是本案被告所发出,故原告的该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电子证据;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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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通过工商银行网银转账方式存入被告账户140000元的银行转账凭单、明细清单性质应当如何认定,双方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
电子证据;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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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涉车位为没有产权的“子车位”,其与有产权的“母车位”均为东西方向的地下建筑物,“母车位”为标准车位,可以办理产权登记。因“母车位”与“子车位”交界处有一立柱,“子车位”不能满足东西方向正常停放车辆的使用要求,无法办理产权登记。开发商才将其与之相连的“母车位”进行捆绑销售。原告俞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停止对南京市玄武区月苑5村的地下车库负一层11号车位旁的11.32平方米的仅有使用权的车位的执行,并确认该车位的使用权归原告所有。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俞曦在二审中陈述,涉案车位应为全体业主所有,并非其所有,则依其主张,其已经认可其对涉案争议车位不享有阻却强制执行的合法民事权益,其作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原告主体不适格。驳回原审原告俞曦的起诉。
子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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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权子车位属于业主共同共有。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子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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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车位”的法律性质和归属,以及异议人是否属于有权提起排除执行异议的权利人。
子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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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案情 2012年,重庆市江津区教育委员会撤掉重庆市江津区嘉乐学校七八九年级,高平以其孙女、外孙女受教育全收到侵害为由将重庆市江津区教育委员会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被告强行撤掉嘉乐学校七八九年级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判决被告于2016年3月1日前必须恢复嘉乐学校七八九年级,并保证学生正常上课。 2.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本案中,针对原告诉讼的行政行为,可确定其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嘉乐学校,而利害关系人是与所诉行政行为存在一定关系的学生或该学生的法定监护人。而本案原告不属上述两种情况,故其主体资格不适格。至于原告诉称因其孙女、外孙女现在或将来在外地读书增加其经济负担的问题,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故裁定驳回起诉。
行政诉讼;原告适格;法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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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学校初中教育的行政相对人是该学校,利害关系人是在一定关系的学生或该学生的法定监护人。本案中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并非法定监护人。
行政诉讼;原告适格;法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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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是否适格
行政诉讼;原告适格;法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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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Extract Information Dataset

Description

AnyTaskTune is a publication by the DataTager team. We advocate for rapid training of large models suitable for specific business scenarios through task-specific fine-tuning. We have open-sourced several datasets across various domains such as leg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HR, and this dataset is one of them.

The Legal Extract Information dataset is a collection organized by DataTager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analyzing complex cases. This dataset extracts core issue keywords and related legal keywords from complex case descriptions, aiding in the quicker and mor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key legal issues and evidence in cases. By extracting keywords, lawyers and judges can quickly locate the core content of a case, simplifying the process of case analysis and evidence management.

Usage

This dataset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developing legal AI tools,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identifying and handling key information in legal consultations. AI systems can use this dataset to help legal practitioners quickly identify core issue keywords and related legal keywords in case descriptions, thus sorting out the key legal issues and important evidence in a case. It can also be used to train law students and junior lawyers, enhancing their case analysis and legal research capabilities through keyword extraction exercises, enabling them to handle various legal issues more efficiently in their actual work.

Citation

Please cite this dataset in your work as follows:

@misc{ Extract Medical Information Dataset,
  author = {DataTager},
  title = {Extract Medical Information Dataset},
  year = {2024},
  publisher = {GitHub},
  journal = {GitHub repository},
  howpublished = {https://github.com/PandaVT/DataTa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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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including pandalla/datatager_legal_extract_information